他们来往了好几年。在蒲宁精神上极为苦闷、经济上极为贫困的时候，只有帕申科使他感到轻松，有时候，他也在自觉不自觉地思考：是不是该结婚了?不过，他最终还是意识到，结婚可能使事情变得糟糕。
从1891年8月开始，帕申科在奥廖尔的地方铁路管理局工作。
在《奥廖尔信使报》的日子一度变得很难过，蒲宁与老板的关系也一度紧张。他甚至希望以入伍的途径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1891年11月17日，他给帕申科发了一个电报，
接着又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他希望“获得永久的自由，而不是短暂的解脱”。他的这一态度决定了与报社老板之间的关系的最终解决方式。
1891年年底，蒲宁的第一个诗集《1887—1891年诗歌集》作为《奥廖尔信使报》的副刊出版了。这里面的诗歌虽然被作者自己称做“不成熟”、“过分地袒露了自己的心曲”①，但是，有些诗歌后来被收入到诗人各个时期的诗集里面，虽然诗人本人对其中的许多诗歌是不满意的。
蒲宁的这个诗集几乎立即引起了批评界的注意。其中．有位评论家在《演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蒲宁与费特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在费特这样的名家面前，蒲宁还是改写散文为好。虽然，蒲宁对此不以为然，但是写作小说的念头也许就因此变得直接而强烈了。
他决定离开奥廖尔，前往莫斯科找一份工作。1892年2月13日，蒲宁通知帕申科他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份工作，临时性的：是在一个兽医统计局工作，待遇是每天一个卢布，先决定工作20天。不过，这个计划很快改变了——蒲宁又回到了奥廖尔，因为帕申科在这里。
生活的这种压力太大，它使得蒲宁性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开始不断地发生争吵，起初，每次争吵都以相互和好如初结束，但是，争吵越来越变成家常便饭，而且，每一次争吵之后的和好，都是下一次争吵的开端……他们开始相互猜疑，不信任，为此，帕申科觉得非常不安，她一连两次写信给尤里，倾诉了自己的心情，请求尤里的帮助。
尤里赶到奥廖尔，尽力调解好了两人的关系。1892年8月底。蒲宁和帕申科来到了波尔塔瓦，尤里把弟弟安排到统计局工作。不过，最初蒲宁并没有在这里上班，他去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个工作既轻松又简单，他可以拥有足够的时间看书学习。
这一时期，是蒲宁写作非常勤快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19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凝聚自己的民主力量、争取自由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很多著名的革命者就在波尔塔瓦从事革命活动；虽然，就在蒲宁最亲近的人——他的兄长尤里的生活中就常常有革命者的活动，——尤里自己就一直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信心①，但是，蒲宁却仍然一门心思读书、写作。
这个时期，蒲宁在文学界的影响也开始大起来了。他的作品开始频繁见诸一些“大的”报纸、杂志，一些文学艺术领域的巨擘也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例如，米哈依罗夫斯基就称他为“大作家”。A．M．泽姆丘兹尼科夫也曾经写信给蒲宁：“从您的诗歌里可以感受到您的优雅和独特风格——假如您不过于放纵自己的话。请您不要随随便便写，一定要写得非常好。这对您是完全可能的。我坚信这一点。”
1893年5月底，蒲宁去了奥格涅夫卡，过了一段时间，帕申科也来到这里。
1893～1894年，蒲宁突然对列夫·托尔斯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为之着迷，成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他周游乌克兰，经常去拜访散居在波尔塔瓦近郊和苏密县各地的托尔斯泰“教友”，与他们交谈，还学习箍桶的手艺，帮助推销托尔斯泰倡议创办的“媒介”③出版社的出版物。他甚至还和A．A．伏尔斯泰因一起去拜访过托尔斯泰本人。
这是蒲宁人生道路上很有意思的一个片段。众所周知，蒲宁在文学界是以远离“主义”、“团体”、“流派”等等而著称的，他几乎与任何带有或不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团体、文学团体毫不相关。从他的本性而言，“政治”这个词在他的人生词典里是一个贬义词，——在他的前半生意味着“恐怖”，在他的后半生则是“厌恶”的代名词。可以说，蒲宁的人生词典，在哲学方面是以追求永恒、终极、绝对为主体，在艺术上是和诗意、想象和优雅相联系的。政治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如此，为什么在波尔塔瓦时期，他会对托尔斯泰主义这么感兴趣呢?
在蒲宁的兄长尤里看来，这个举动似乎有些“孩子气”。但是，假如考虑到蒲宁自幼形成的对托尔斯泰的艺术才华的崇拜。就会理解这一举动的意义。
在蒲宁的一生中，曾经有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对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例如契诃夫、高尔基，但是，其中的影响未曾因为时间的延伸而变化、未曾因个人的际遇丽变化，惟有托尔斯泰。·其他人，例如以上两位、阿‘托尔斯泰、库普林、安德烈耶夫等都在他不以为然之列。
蒲宁的“托尔斯泰情结”在少年时代就业已形成。他在回忆文章里写道：
“我很早就幻想有幸见到他。
孩提时我就对他有了某些概念，但不是因为读了他的书，而是从我们家里人的谈话中得到的……我很年轻的时候就非常迷恋他。迷恋我自己创造的折磨着我梦想能真见到的形象。这个梦想纠缠不休，但在那个时候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梦想呢?到亚斯纳雅波里雅纳去?可又从何说起，该多么难堪呢?到了亚斯纳雅波里雅纳后，人家问您：‘年轻人，您想干什么?’那时我又作何回答呢?”
终于，某一天，蒲宁未能够克制住自己：在一个美丽的夏天，他突然吩咐家人备好自己那匹“吉尔吉斯”马，立即奔驰到图拉省的一个县城叶夫列莫夫，再往前走就是“那个”地方了，但是这个时候，蒲宁再也不能向前走了——他决定认真思考一下这个举动的意义。这使得他在这个小县城住了一夜。但是，结果仍然未能得出。在经过一夜的辗转，蒲宁疲惫不堪地在公园的一张椅子上呼呼大睡了。这一次的结果与少年时代的梦想是一样的。
生活的这种压力太大，它使得蒲宁性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开始不断地发生争吵，起初，每次争吵都以相互和好如初结束，但是，争吵越来越变成家常便饭，而且，每一次争吵之后的和好，都是下一次争吵的开端……他们开始相互猜疑，不信任，为此，帕申科觉得非常不安，她一连两次写信给尤里，倾诉了自己的心情，请求尤里的帮助。
尤里赶到奥廖尔，尽力调解好了两人的关系。1892年8月底。蒲宁和帕申科来到了波尔塔瓦，尤里把弟弟安排到统计局工作。不过，最初蒲宁并没有在这里上班，他去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个工作既轻松又简单，他可以拥有足够的时间看书学习。
这一时期，是蒲宁写作非常勤快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19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凝聚自己的民主力量、争取自由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很多著名的革命者就在波尔塔瓦从事革命活动；虽然，就在蒲宁最亲近的人——他的兄长尤里的生活中就常常有革命者的活动，——尤里自己就一直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信心①，但是，蒲宁却仍然一门心思读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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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真心诚意地感谢责任编辑孙毅先生，他的宽容是我工作下去的动力。
阅读蒲宁，在我上大学时就有了体验。他的作品《乡村》、《米佳的爱情》、《旧金山来的先生》和《蒲宁短篇小说集》(戴骢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时隔20年后，再去阅读它们，居然有了一种恍惚若隔世之感。那些带有强烈社会批判色彩的作品，不再对我的阅读产生预料的冲击，倒是《在巴黎》、《中暑》这样的作品使我流连忘返，沉吟再三。我的确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去再现蒲宁的生活了。于是，阅读和表现我的体验，便变成了一个挑战。终于，我跋涉到了写后记的时候。
我应该对戴骢先生和陈馥先生以及其他的翻译工作者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的翻译是我工作的前提；应该向冯玉律教授表示谢意，她的研究成果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还特别应该感谢盂秀云同志，她慷慨允诺我使用她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
蒲宁的人格和他对艺术的真诚思考，在我看来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启示价值，我恐怕不会像告别这部文稿那样如此告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