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载沣出使德国之前，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就曾经发出邀请，要求他出使时顺道访问美国，以促进两国友好。载沣认为“于势不能不允”。他又曾预料到，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觉得都不便拒绝。因此他曾经奏请西安行在，给以方便，允许他不必一一请示，从权答允。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日本、比利时等国也提出了同样的邀请。然而载沣认为访问太多也不可能，打算只访美、日两国。但西安行在却在9月18日下谕说，在德国办完了事情就直接回国，连美国、日本也不去了。
这件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中外舆论界的纷纷猜测，弄不清是什么用意。后来忽然有外电传说：光绪皇帝年已三十，结婚多年而并无后嗣，而且体弱多病。因此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在为将来皇位的继承问题而担忧。他们急于让载沣回国完婚，生子继承帝位。这种传说当时似乎是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团，其实细想起来，却是颇为牵强的。即使慈禧果真已有这样的计划，而结婚生子却并不是那么急如星火的事情，并且事实上载沣回国后也没有马上结婚，而是在第二年的秋天才结婚的。当时如果再多走几个国家，结婚也不会受到影响。
慈禧下令载沣很快回国，表面上还有一条理由，就是载沣在德国不服水土，饮食减少。但这也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在《西巡大事记》上有明确的记载，慈禧怕得罪德国。因为德国方面强调亲王道歉是“专程”而去的，如果绕道他国，就被认为“有违专诚之意”。慈禧急召载沣归国，实在是德国对清廷施加压力的结果。在载沣出使中，人们发现了他，便把扭转大清败局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现在他回国了，人们又把继承帝位的希望也寄托在他的身上。这反映了一种并不美妙的现实情况，在庞大的皇族中实在难以找到足以寄托希望的人。
我们如今实在难以找到根据，来证明当时慈禧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让载沣未来的儿子接替皇位。但外面所传慈禧让载沣结婚，却决不是毫不沾边的无稽之谈。可以肯定的确凿事实是：慈禧要指定载沣同他的宠臣荣禄的女儿瓜尔加氏结婚，这时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载沣匆匆回国，于1901年11月3日到达上海。11月9日登轮北上，15日到天津即乘火车人京。他于12月10日受到自西安返京途中驻跸开封的慈禧的接见。慈禧并赐膳表示慰劳。12月12日慈禧又一次召见载沣。圆12月14日两宫自开封启銮北上，1902年1月3日抵达保定，驻跸四天。太后乘在保定暂住的机会。向载沣宣布了指定他同瓜尔佳氏结婚的懿旨。
中国一方面已经沦为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受到慈禧的极其严密的封建统治。这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也是载沣所面临的历史现实。这个现实给亿万中国普通人民所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就连载沣这样一位显达的贵人，也无法摆脱这个现实的影响。最明显的事实是，他的婚姻先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君主这两种强暴势力的破坏和干扰。
原来他早先就已经订好了一门亲事，那姑娘自然也不是普通平民，而是出自满洲的贵族之家。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了逃避外国兵的污辱，北京有不少贵族和官员的家庭满门自尽。这位姑娘一家也殉难了。后来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又亲自主持，给儿子订好了第二门亲事，并且已经放了大定，只待选择吉日迎娶过门了。这次订婚虽是按着封建的老办法由载沣的母亲作主的，而载沣本人却对那姑娘十分中意。但是，霸道的慈禧为所欲为，可以无视那些封建礼法，不顾一切人情常理。她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为了达到一举而控制和笼络两个显要家庭的政治目的，悍然毁弃了人家既定的婚约。刘佳氏为此气得精神失常，背地里千遍万遍地咒骂慈禧，明面上却是敢怒而不敢言。载沣本人极感突然，他对太后的这种做法并不满意。然而太后指婚是极大的荣耀，决无拒绝或谢辞的道理。载沣更缺乏谢辞的勇气。他接受了太后的旨意，连连叩头谢恩。
1902年秋九月，十九岁的载沣，遵照慈禧的旨意，同比他小一岁的瓜尔佳氏，举行了隆重的、介乎皇子和亲王之间的高规格的婚礼。皇子婚仪的全部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第一步是指婚，并且指定筹办婚事的大臣和命妇。这大致相当于婚事筹办委员会。第二步是向未来福晋的父亲传旨。接旨的人身着礼服进宫，到乾清门，面向北下跪，传旨的大臣面向西宣读指婚的谕旨。接旨的人三跪九拜退下礼成。第三步是皇子亲临福晋家行文定礼，下一步是福晋家在迎娶的前一天将妆具送陈皇子宫中。这以后才是
奉迎新妇、合卺、设宴、新夫妇朝见帝后，九日归宁等礼。载沣作为亲王，结婚本与皇宫无关。但因是太后指婚，所以一切礼仪也就更加完备，而接近皇子结婚的规格了。慈禧对这件婚事十分满意，对双方的赏赐都极为丰厚。载沣既因出洋而名闻中外，当然也就更加受到慈禧的重视。他又服服帖 帖地接受了慈禧包办的婚姻，这就更加得到慈禧的欢心。这一切，为他的进一步上升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1903年春，他刚满二十岁，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事务。同年秋任正红旗满族都统。他的亲王爵位是超品级的，而这时他的官职也已经达到一品大员了。但是，这些还都是重要的武职，此时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军国大事。
1907年6月19日，二十四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 “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之一，同以前临时奉命出使和出差，或者只管某一部分工作的情形大不相同了。显然， “学习行走”，慈禧有意让他进入辅佐自己决策大计的军机处去锻炼一个时期。就在载沣二十四岁这一年的秋天，慈禧又给了他西苑门内骑马的优赏。到了冬天，他又得到了穿嗉貂褂@的恩遇。这些本来都是皇帝表示体恤臣下，给与年老体弱的大臣的尊崇，如今却给了一个年轻人。这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提升的准备和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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