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生，1933年生于湖南常德1958年毕业干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北京大学、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任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第二编研部主任。曾被聘为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主编《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早期文集》、《周恩来文化文选》等，出版专著《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发表论文70多篇。
　　徐晓红，1952年生于江苏南京、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研究馆员。曾参加编写《清代名人手札》、《毛泽东大辞典》、《周恩来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共和国领袖美德丛书》等。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1966年，正当社会主义建设重新顺利发展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总理当时年近古稀，处于逆境，但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为了人民的利益，仍然宵衣旰食、呕心沥血地处理各种大事，争取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
　　“1966年9月上旬，北京不少红卫兵南下，包围并冲击原上海市委的所在地，市委无法工作，面临严重困难。在那些令人焦急的日子里，我们多么盼望听到中央的声音啊！就在这时，周总理对一支经他同意的南下红卫兵坚定地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周总理还在电话中具体指示，‘不准红卫兵进办公室、机要室’。随后，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当时的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告北京市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其他红卫兵组织，迅速结束在上海的活动，返回北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电文是周总理亲自起草和批发的。为了保护上海的广大干部，维护当时上海市委的工作秩序和上海的社会安定，周总理真是煞费苦心。
　　“但是，动乱并未由此终结，而是越来越严重。上海不少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作为南北铁路大动脉的枢纽——上海铁路也瘫痪了。在‘安亭事件’后的1966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传来消息，说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论述
上编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事。但人民谅解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
陈云：“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
叶剑英：“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