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山东烟台人。1989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留校后，因读书为文繁杂，专业研究淡出，转而从事被喻为“万金油”的编辑工作。先在《炎黄春秋》后在《百年潮》，1998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文章和书面世，但因杂不值一提。1996年始，以求专于文化界，沉积4年，2000年开始至今，发表文章多篇。

　　解读新中国文艺界的风风雨雨，周扬成为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与周扬关系密切的前辈的回忆与描述，可为后学起到释疑解惑的作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收入作者与这些前辈们围绕着周扬与“周扬现象”的访谈，并辅之以翔实的研究心得，给研究“周扬现象”的学者、关心周扬的读者，展示了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面，又解密了若干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

　　周：有这方面的原因。所以，7月30日，周扬为大会作总结报告时，一方面赞扬现代题材京剧的创作和演出，肯定了这次会演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是批评文化部的工作，批评文艺界脱离政治、脱离实际，没有和工农兵结合的错误倾向，批评有人就是喜欢封建的东西，对社会主义的东西不感兴趣，要深刻反省检查。当然，他也说到了自己有责任等等。
　　徐：“文革”期间，把《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剧目，统称为“样板戏”，说是江青一手抓的。现在人们都知道，江青是贪天之功据为已有的。事实上，在这次观摩演出时，这些剧目就上演了。
　　周：是的。这次观摩演出的不少优秀剧目，如《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原来都是京剧艺术家们独创的精品。中国京剧院创作演出《红灯记》时，导演阿甲同志费尽了心血，我们也十分重视这个戏。在排练时，我和林默涵一起，一场一场地看，看完后就马上进行讨论，与演职员一起，商量改进意见，一直到上演。江青在这个戏上演两个多月之后才看了《红灯记》，可是后来这个戏却变成江青所谓的“呕心沥血”的“样板戏”了。
　　徐：谈到“样板戏”，我想知道，“样板戏”这个词，是在这次观摩演出中提出来的吗？
　　周：不是，那时“文革”中提出来的。不过，在这次观摩演出之后，江青开始抓京剧现代戏。当时，她提出要具体抓几个京剧院团，要调配京剧演员。文化部党组（我是党组成员）专门开会，讨论如何调配京剧院团。那时，由于地方上的领导人时兴下去蹲点，抓样板田，所有，在会上就有江青抓的戏是样板的说法，只是还没有明确地叫样板戏。我当时发言说，江青抓的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可以叫“样板田”，希望能树立起良好的风气，让大家学习，但不能把她抓的戏叫“样板戏”，因为让大家都按照一个模式，一种风格来创作演出，这是违背戏剧发展规律的，也是堵塞戏剧艺术的独创性的，是不利于戏剧艺术的发展的。那时，党组的同志是同意我的意见的，但是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可能有顾虑。在我的记忆中，“文革”前，文化部没有人叫《红灯记》等剧目是“样板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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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关于“周扬现象”
知情者说
与周巍峙谈周扬
曾任文化部代部长、现任中国文联主义的周巍峙，从延安到晋察冀到全国解放，一直是周扬的部下，与周扬交往近半个世纪。他与周扬既是战友和知友，又是难友。
与秦川谈周扬
在延安初识周扬后，一直高高在上的周扬，与秦川却保持着平和的友谊。同在中宣部，替代两人松散的上下级关系的是不多的日常问候。1983年有关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那场争论，又把两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与顾骧谈周扬
当周扬是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时，刚刚调进北京的顾骧，还只能在远处仰视周扬；新时期以来，已成为著名文学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的顾骧，不但走进了周扬的视野，而且成为他晚年的“刀手”。
与张僖谈周扬
张僖，1953年由周扬调到作协担任副秘书长（后任秘书长），直到离休，是负责周扬在文联和作协具体事务的最直接的部下。文艺界的风风雨雨，张僖不仅亲历过，而且是周扬在文艺界所作所为的重要见证人。
与江晓天谈周扬
被誉为“一本小说救活了一个出版社”的《李自成》的责任编辑江晓天，直到1981年才与周扬相识。他由中国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到书记处书记，大致是周扬的安排。他眼中的周扬，更多的是理论家的“威严”。
与露菲谈周扬
自1954年开始任周扬的秘书，除去“文化大革命”间断的十年，露菲先后担任周扬的秘书近二十年。露菲眼中的周扬，是从政治到生活的完整的周扬。
与周密、露菲谈苏灵扬
……
史事本末
周扬与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问题
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中
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
丁玲与《三八节有感》史料辩证
我宁肯相信黄秋耘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