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研究（2012）》：
除了教育制度，张学记认为，我们还要改变人才评价的机制和标准，改变科研项目评价体系。
“现在我发现很多研究生都不敢去创新，因为博士生毕业有在核心期刊发3篇论文的硬指标，而实际上做一个真正的创新性的研究需要5年时间。如果真去做原始创新，恐怕都毕不了业。对老师的评价亦是如此，新老师过一两年就要考核，达不到要求就不会续聘，因此很多人只有做一些边边角角的修补或跟踪性研究。”张学记说，创新是不可预知的，这些评价指标束缚了高校学生和教研人员的冒险精神。
“美国研究生毕业不是看发几篇论文，而是学位评价委员会看你的研究是否达到要求，评价研究的深度、创新程度、系统性，而不是够一个数量。”张学记说，中国很多单位，一谈到创新成果，就总是惯性地说我们发了多少SCI论文，影响因子达到多少，但美国科技界就不会拿SCI论文说事。
“评价创新成果，需要量化指标，但并非唯一指标，关键还是要考察是否真正做了创新的东西。”张学记担任很多学术期刊编委，据他了解，很多诺贝尔奖获奖者的成果不是发在影响因子很高的期刊上，而是发在专业期刊上。“知识创新具有系统性、持续性和长期性。目前我们的考核体制导致我们原创成果不多，因此应该改革评价体系.延长评价周期。”
让人才在产学研结合中更快成长
张学记还认为，科技创新与诚信、信用制度甚至法律紧密相连。“创新需要冒险，失败可能性很大，现有体制让我们难于冒险。因此，我们需要用诚信和信用担保，并通过体制和法律约束来支撑和保障。”张学记举例说，我国企业研发人员与高校科研人员合作存在障碍，有一个原因就是互相缺乏信任。高校给企业科研成果，怕什么也得不到；企业对教授也不放心，担心所做的研究转化不了。
“这就需要信用制度和法律的规约，同时，我国也要建立真正的风险投资，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张学记说。
对于十八大报告提出“更加注重协同创新”，长期从事基础应用研究和产业研究的张学记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在美国很多中小企业将10%～20%的销售收入用于研发，还能申请很多专利，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我国企业除了研发投入不足，最重要的一点是缺乏人才，最好的研究人才往往愿意去高校和研究院所，因为没有有效的科研人员激励机制。创新包括原始创新、基础应用研究、产业化商业化等多个环节，要让成果转化需要专业的转化平台和孵化器，更需要既懂科技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协同创新不是叠加，而是相乘。”
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
“要想成为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备可以买，一流的大楼可以造，但离开一流人才去使用和管理，就都是空谈。”张学记认为，国家越来越重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通过实施“千人计划”等人才计划，吸引了很多国外优秀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其实，张学记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央给北京市增加了两个十八大代表名额。入选代表均为学者，且都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张学记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1985年就入党的“老党员”是生物工程与传感技术界领军人物，在美国传感器领域有20多年的研究及产业化经验，被聘为美国WPI公司高级副总裁，也成为该公司40余年来聘任的首位外籍高级副总裁。
“回国是偶然中的偶然”，因为他曾经帮助一位素昧平生的北京科技大学老师而结缘，后经学校推荐而成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回国也是必然中的必然”，在美国功成名就后，2009年他毅然决定回国创业。
经过三年的建设，张学记领导的北京科技大学生物工程与传感技术研究中心已初步形成了传感技术、新能源及生物医药三个研究方向，并先后与10余所国外大学、研究机构以及5家国内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由他牵头正在研究的癌症早期诊断系统，实现了将癌症预警提前18个月的成果。
从2010年回国到现在，张学记的心中只为做好三件事：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出一流的科研成果，三是让研究成果成为被市场接受的产品。这也正是中国科技界最需要做的三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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