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王冶秋》：
1958年北戴河会议，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建立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冶秋同志是建馆领导小组成员，并担任两馆筹建办公室主任。他亲临现场，和大家一起，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既掌握原则，又具体指导。对陈列的审查，每件展品的说明文字他都字斟句酌地加以推敲。所以同志们说他“是指挥员，又是普通战士”。这种工作作风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在周总理、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经过冶秋同志和大家的辛勤努力，终于在短期内，完成了两大馆建馆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成为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里程碑。
为了借鉴苏联经验，冶秋同志曾两次赴苏访问。“文革”中成为冶秋同志的一大罪状。当时把十七年的成果全盘否定，说“三性”、“二务”是修正主义的。事实上，两大馆陈列从内容到形式都颇具中国特色，在世界博物馆陈列中可以独树一帜，指责他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是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1970年，周总理点名让冶秋同志从咸宁干校调回北京，重新主持文博工作。他为恢复经历了严重破坏的文物、博物馆事业，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尽管他在“文革”期间倍受凌辱，但并未改变他那正气凛然、不畏强暴、刚直不阿的性格。他对“四人帮”的抵制和斗争是多方面的。早在1971年就在一次会议上对“四人帮”的“黑线专政”的谬论，针锋相对地明确提出“文物工作是红线不是黑线”。这对广大文物、博物馆工作者是个很大的鼓舞。同年，他在为国务院起草向各地调文物参加去英、法展览的文件中，特别加了一条，要求各地凡是文博业务干部，即使“有问题”，也都要归队重新工作，从而使大量文博业务干部较早地重返工作岗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能可贵的。
冶秋同志恢复工作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连续抓了故宫重新开放、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出国展览、马王堆发掘等几件大事，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工作中特别注意抵制极左思潮。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恢复陈列，在组织陈列的指导思想上，有很大分歧。有人力主要打破“王朝体系”，陈列必须“农民起义打头”。冶秋同志是不同意的。他利用一次参加总理接见几个外宾的机会，把上述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那岂不是成了农民起义失败史了吗！这样才没有采用“农民起义打头”的方案。在这次谈话中他还向总理汇报了当时各学校只讲“四史”，根本不讲历史课的情况。事后，总理特别质问了迟群。这件事在史学界也很有影响。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积极从各方面在文物战线上进行“拨乱反正”，带病坚持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都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形势。正当可以使他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他病倒了。一个时期，社会上许多流言蜚语，对他恶意中伤，使他这样一个秉性刚强的人，心情很不舒畅，也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病情。然而他仍然时时刻刻在关心着工作，但已经力不从心了。1979年国家文物局在合肥召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座谈会。我临行前到他家去请示他有什么意见，他特别强调希望大家一定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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