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立志史学事业的浓厚的兴趣、顽强的毅力、宽广的视野以及丰富的积累。
“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在这方面，知几与他人并没有多少相异之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那些官宦书香之家，都是对子女实行家教。知几在十一岁时，其父授《古文尚书》而其业不进，转授《左氏》，却欣然领会，不能不说知几对史书有缘分。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知几在幼小的心灵里，喜欢听兄长讲历史的故事，这有可能；如果说知几当时就立志当一名史官，像他的从祖父那样为大唐修史，在他这样小小年纪，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史传缺书，十一岁之前的刘知几的幼小心灵中到底埋下了些什么种子，在其以后的人生旅途中发芽、开花、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就知几自己所言，读《古文尚书》其业不进，转读《左氏》欣然领悟，自不难理解。前者文字艰琐，内容乏味，后者文字优美，内容生动，写战争，状人物，叙事件，情趣横生，这是历史书容易被人接受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对初学的幼年学子。知几是在读经史的实际感受中接受了历史书，而在读历史书的过程中又逐步为历史书所吸引，从而加深了学史的兴趣。阅读历史书，不断增长着知识，而求知的欲望愈强，学习积极性愈高，毅力日增，视野日广。《尚书》是儒家经典，也是史书，《左传》是史书，也是儒家经典。知几撰《史通》，把《尚书》、《左传》都视为史学流派之一。看来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左传》之引人人胜的历史叙述而把知几带进史学的王国。自然，父兄的教育为他步入史学的殿堂准备了条件，特别是其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顺其心情，因材施教，在关键时刻起了积极作用。
刘知几的读史生活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他既不是那种过目成诵的所谓“神童”，也不是不学而能的所谓“先知”，其学业的进益要靠辛勤的汗水，不断的追求。在这里，顽强的毅力是他成功的条件之一。如果说他夭质特优，也绝不会有读《尚书》“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一说。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只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这是多么大的读书量啊！《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部之书凡817部，13264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这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后来他自撰《史通》，引用文献则不少三百余种。比如，引用《尚书》五十余条，《春秋》一百余条，《左传》一百条，至于《史记》、《汉书》，则俯拾即是。史书读那么多，那么熟，这实在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唯读史，经史子集无不涉猎。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父兄教育他“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这是经师们解经注经的道路。《汉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自首而后能言。”道出了汉代儒生章句之学的弊端。魏晋已降之义疏之学，曾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是汉代以后经学态度的体现，正是“博观义疏，精此一经”的路数。读书人坚持“述而不作”的圣人遗训，好像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领悟古圣先贤的遗言，采取经书笺注的形式，把自己的理解记下来，世代相传，始终兴旺不衰。他们讲师承，重家法，宗派林立，门户之见甚深。这种经学的烦琐形式主义扼杀了思想生机，阻塞了科学探索。封建社会大部分知识分子走了这条治学道路，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力图挣脱它，刘知几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来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难能可贵的是他那种“不假师训”的独立性格和自主精神。这种思想性格和学术作风生根在一位青少年的心里，而且开花、结果：对其一生为人、为学、为政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有了这质疑精神、批判精神，他能不以先圣前贤的是非为是非_’敢于独立思考，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思想品格是刘知几终生从事史学批判、史学总结之用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熏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应科举进士及第的。《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科举制是隋唐出现的新事物，进士科是科举中的一个重要科目，起初同秀才、明经、明算、明法，明字诸科并列，列为岁举常贡之一，但不久它就超过别的科目，在整个唐代科举试中，名声最响。高宗、武后时，进士登第开始为士大夫官僚所羡慕。诚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摆在知几面前的光明之路，只有是通过科举制度才能获得，或为政，或为学，皆是如此。
“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这反映了他夙好史学的志趣，也概括了他学习的实践。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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