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滔滔，水天一色。
自19世纪后期起，往来于中日之间的轮船就不绝于途；或经商，或求学，或探亲访友，或亡命海外，等等。颠簸之中的人们怀着希望和憧憬、惆怅和无奈……
此刻的苏曼殊，正与嫡母黄氏及舅父黄玉章乘海轮向广东家乡进发，同行的还有庶母大陈氏之女苏惠玲。随着海浪的起伏，尚懵懂不甚了事的苏曼殊的大脑正在拼凑着家乡的模糊图景。船中的各色人等带着不同的表情，在他的眼前晃动。从小就欢喜在纸上涂抹的他，目光投向了一艘迎面驶来的汽船，情不自禁地索要纸笔画了起来。
回到祖籍所在，应该说是苏杰生和黄氏的主张：逐渐长大的三郎已经到了就学的年纪，他的根基在中国，祖先的在天之灵会召唤后代们回到华夏大地、回到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的故乡。
祖父苏瑞文、祖母林棠，对于在遥远的异乡出世的孙儿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二老非常仔细地从上到下打量端详着苏曼殊：“阿戬这孩子的身体里流着东洋人的血呢……”这样想着，但眼光里还是流露出了慈祥及宽慰：这孩子毕竟是咱苏家的后人。
离开了母亲的苏曼殊完全被笼罩在与日本横滨不同的氛围中，到处都能遇到新奇的甚至带有怪异的目光；他觉得自己差不多成了村子里最引人注目的人了。由别人直直地注视的感觉可不怎么好受，而这样的眼光又几乎无法避开。如果在日本，他可以躲人母亲宽广的怀抱，母亲会给儿子精神和心灵上的翼护。而眼下，周围的自家人，从祖父母到兄妹、叔婶，有的亲近，有的疏远，谁又能无微不至地觉察出他心底的不安、惶惑呢?很快，被冷落的感觉产生了。苏氏是个颇大的家族，年纪和苏曼殊差不多大的孩子有一群。看着那些无忧无虑的兄弟姐妹们，
父母在一旁的叮嘱及呵护，疼爱的脸色，他的鼻子不由发酸。于是，河合仙那熟悉的微笑的面庞不时地浮现。
更令人心寒的也许是那种视之如“杂种”的不屑神色与窃窃私语。在归国之后的多年里，苏杰生的其他侍妾天然地对他抱有敌意。年少的苏曼殊忍受着孤独寂寞的煎熬，他孱弱的身体实在不堪承受这样的精神压力。他的言语一天一天地少了，即使有人逗他说话，他也往往心不在焉。沉默往往是此时的他唯一的举动。
幸好，在简氏大宗祠村塾的读书时光给苏曼殊带来了一些快意和安慰。塾中同学有他的两个叔叔和兄妹们，其他沾亲带故的也不少。大家常在一起多少抵消了他的孤寂感。读书之佘暇，还与长兄苏煦亭、堂兄苏维翰等到野地里游玩，孩童调皮的天性又回到他的投手举足中。他甚至还不时地戏耍自己的兄长，于是，在兄弟间的手舞足蹈的嬉闹的混乱中，苏曼殊暂时地忘却了烦恼和苦闷。
苏曼殊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塾师苏若泉赏识这个学生，也一直给予勉励，因而，自家的弟兄姐妹们不由不刮目相看。
村塾所教授的，主要是中国传统的小学和经史，也有一些文学知识，如诗词的诵读、联句作对等。从苏曼殊的知识结构来看，诗歌与近似于小说的笔记类作品的分量较重。其妹惠珊后来回忆说“三兄曼殊素爱文学”，并且小楷书写端正整齐。绘画尽管非塾中所授科目，苏曼殊依然乐此不疲，一幅幅画被堆叠在家内的书柜里。他的这位妹妹受到感染，也欢喜“选读三兄所读过的书”。
就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而言，苏曼殊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塾中六七年只是起始的一步，他日后的文学业绩，是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求知，不断汲取新知识、新学理而获致的。但是，传统意识在其作品中的表现仍然是确实而明晰的。
1892年(光绪十八年)，已经九岁的苏曼殊正埋着头在书籍中巡阅，忽闻听父亲从日本归来的声息。
与广东故乡睽违已久的苏杰生满怀沮丧，他在日本的经营活动失败了；如不打算另谋出路以改变现状，以后在日本的生计将愈益艰难。随他一起回乡的还有他两个妾大、小陈氏及几个女儿。除了河合仙，苏杰生中国血统的妻妾们都已归至故土，而且，此后苏杰生再也没有重返日本。
与父亲本有些隔阂的苏曼殊的眼光在父亲脸上只停留了片刻，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还避开了庶母有些威严的盯视；两个妹子带着好奇对小哥哥瞧个不已。苏曼殊茫然而又怀着企望地将目光朝别人的缝隙间探究，“我的妈妈呢?……”
村塾中的读、写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在继续，苏曼殊的心中多了些许伤感。他隐隐约约地觉得母亲与嫡母、庶母是不同的，否则她为什么让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儿呢。祖父母，还有几个大人有时也会问寒问暧，但他们无法取代母亲的挚爱和悉心呵护。
苏曼殊深深地思念起远隔重洋的母亲来，恍惚中，母亲轻轻抚摸自己的头，柔柔的声音令人心醉：“三郎，妈妈来了……”
幻觉过去之后，苏曼殊陷入哀伤： “我是日本人，我的妈妈也是日本人，所以……”
在日本东京和生母河合若及外祖父母共同生活的一段时期，老人为三郎取了个日本名字，叫“宗之助”。在广东地区，即使有中国血统的父亲(母亲为外国人)、即使相貌与国人无异，也被称作“番鬼仔”，或以“杂种”咒之。苏曼殊自认是日本人，未必是因为他不清楚父亲为中国人。
父亲对儿子的关爱本来淡薄，但与父亲的团聚毕竟使孤寂无依的心有了一点倚靠。父亲偶尔也会说些你妈妈在日本如何如何的话，可是苏杰生的脑子更容易被生意占据：家中一大堆人个个张着吃饭的嘴，商业都市上海正诱惑着商人苏杰生的本能。回到沥溪两年多后的1895年，他即远赴上海再次从事他的经营本行，同往者是庶母大陈氏及其女儿；长兄苏煦亭则被遣至日本横滨习商，苏氏家族的商业经营活动的延续是维持整个族人的生计所必需的。苏曼殊一生似乎未曾涉足此道，然而，他离家独自生活的费用有时也仰赖家族。
父亲的离去，可能给苏曼殊内心造成了恐惧，他由此而得了一场大病，并险些送命。于是，就在苏杰生赴沪的下一年，忧心忡忡的姑母苏彩屏将侄子携至上海父亲处。
大陈氏的裙边有一群女儿，但未生一个男儿，对苏曼殊怀有天然的嫉恨和不满。她用手直指：“你、你这个不知哪里来的杂种!”有时大声叫道：“滚回你日本臭娘们那里去吧!”她眼里透出的神气常使这少年不寒而栗。而苏杰生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再说，他也无暇为此事而分心。对慈母河合仙的温馨安详的回忆常使苏曼殊入神，而当下，庶母的淫威引起了他内心的惊恐不安，这两者间的反差是如此的强烈而鲜明。体弱少年的心灵岂能忍受这样的重负和压抑?
这一时期，少年苏曼殊的命运是坎坷的甚至是不幸的，这不能不影响并左右他日后的人生历程，使他的人生观染上了揉杂的灰暗的色调。当他投入到那嚣扰纷繁、五光十色的大干世界中去的时候，所经历的多忧少乐的情形像幽魂一般挥之不去，各种景象会浮现出来压迫、缠绕他的心胸。
上海期间，一个外国人，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Lopez Johnson即洛佩兹，约翰逊)进入苏曼殊的人生。这是苏曼殊了解、掌握英语的开始，英语为他展开了一个新天地，步入这个天地徜徉游览，显然使苏曼殊受到了一次洗礼，为他人生的精神及心态楔进新的因素。他和这位牧师的情谊有点不同寻常，可说具有神交的意味；虽然相识一年多之后苏曼殊即赴日本游学，但以后的相晤或书信往来都会使他产生快慰与兴奋。
与刘三同游古城，谈笑风生者是刘三，苏曼殊之长不在口说，但他对于种种胜景之奥妙实能默会了然于心，他也以画家之眼流览赏会自然风物和人文景观。
二人在古城名胜鸡鸣寺逗留，并登上鸡鸣山北极阁观望寺北的台城和玄武湖。苏曼殊的目光由近而远，由远而近，沉浸在思古之幽情中……自东晋以来，玄武湖就成为一方胜地，湖中有洲，游赏之人不绝；南朝君臣，以湖水为演武之所，而洲中黄册库又贮藏着天下之典籍。台城与玄武湖相接，所在之处为南朝时的宋、齐、梁、陈宫殿遗址，更早本为三国时吴宫之后苑。台城宫苑的废墟中，蕴藏了无数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这里，我看见了历史的真谛……”苏曼殊百感交集，似乎是自言，又像是想得到刘三的应和。
“沧海桑田啊，不过，遗址犹存依稀，正待吾辈来凭吊呢。”刘三说时，朝苏曼殊瞥了一下，只见他眼神凝重，心里不由一动。一回住处，苏曼殊绘成《登鸡鸣寺图》，题文中情不自禁而又郑重地写入“百感交集，画示季平”等字。
苏曼殊对鸡鸣寺一游生情。登鸡鸣寺环望，东有紫金之山耸立，幕府之山巍峙于城北，茫茫玄武湖水正在眼下不远，沿湖西南岸城墙无声地逶迤。这一切，都使登寺带有更浓厚的兴味。苏曼殊还应本地人氏伍仲文之邀，复作鸡呜寺之游。伍仲文记其时游兴：两人携杖比步，“且谈且行，意至爽适”，登高后，远眺近瞰，大有“荡涤尘怀”之感，随即是“纵谈往事”，好不快意。二人的游兴还通过联诗抒发：
赫赫同泰寺，萋萋玄武湖。(曼殊)
红莲冒污泽，绿盖掩青菰。(仲文)
幕府林葱蓓，钟山路盘纡。(曼殊)
苍翠明陵柏，清新古渡芦。(仲文)
天空任飞鸟，秋水涤今吾。(曼殊)
六代潜踪汉，三山古国吴。(仲文)
悠悠我思远，游子念归途。(曼殊)
掉头看北极，夕照挂浮图。(仲文)
伍仲文与苏曼殊在日本时，同是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此番重会，使苏曼殊羁身金陵的日子多了几分愉快的心情。同泰寺是鸡鸣寺的别称，二人联句，旗鼓相当。苏曼殊“天空”一联和“悠悠”一联，主观意绪的流露较为显豁，着眼点与伍仲文有异。“游子”之思中，还多少掺和着无家可以栖身的辛酸。苏曼殊的诗歌多短句，此则排律格式，尽管长度有限，当仍费思量。
苏曼殊在南京结识了清政权新军第三标标统赵百先。赵百先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求学时即痛愤清廷腐败：东游日本，得遇黄兴，后于1911年与黄兴分别任革命军正、副司令共同领导广州黄花岗之役。此前，他曾谋划在保定新军秋操时起事，未成，复回南京。标统任上，他援引柏文蔚、倪映典、熊成基等人新军任官佐，并参加同盟会。苏曼殊深为赵百先的豪爽的气概倾倒，他在随笔中记述当时相得之状：
每次过从，必命兵士携壶购板鸭黄酒。百先豪于饮，余亦雄于食，既醉，则按剑高歌于风吹细柳之下，或相与驰骋于龙蟠虎踞之间，至乐也。别后作画，请刘三为题定庵绝句赠之曰：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 负尽狂名十五年。”
苏曼殊刚晤赵百先时，即断言其为“将才”。赵百先一生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其作为反清革命志士的军事筹划和策动工作。显然，苏曼殊对赵百先的“豪饮”、“高歌”之风釆也不无倾羡之情。从忭格及举止而言，赵百先与刘三倒有些相似，“狂名”，二人可以当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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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僧与诗僧苏曼殊
苏曼殊，是个一生都和情产生不解之缘的诗人，同时又是终身以佛陀为人生皈依的僧人。
他短短三十五年的生活历程，是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的动荡中度过的。乱象频生，苏曼殊常常有意无意地被牵人动荡漩涡的中心或接近中心的边缘，成为众生所瞩目的人物；而他内在的情感世界，既欲远离沸羹蜩螗的现状，又对民生国事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人生即是矛盾，对于苏曼殊来说，似乎更有实际的缘由；然而，他遁迹佛家之清静的精神苑囿，不仅是为了消解、对抗昏暗浊世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并且也有与生俱来的因而是难以解脱的宿命的推力。
寻花问柳的行径，是苏曼殊意欲避世以求慰藉的另类举止：灯红酒绿和轻歌曼舞令人迷醉，那些善解人意的女性，能给苏曼殊带来他人无法替代的温情及刺激。在这个诚心向佛的“和尚”、“大师”眼里，妓女的存在是天经地义的；他在海外乃至病重时，还念念不忘上海的那一群可人的年轻女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家如此说，苏曼殊是否也以此作为支配自己的为人和行事的意识呢?由于他终身未娶，又自幼缺少家庭的关爱，因此，对女性的兴趣和钟情，是心理上的——种自我补偿。
苏曼殊的本性是诗人，只有诗歌才能承载和化解个人的真实的丰富的感情。
他的诗歌(还应包括绘画)使他生命的存在个性化和艺术化了。从古典诗歌的源流上看，其风情和格调远契中、晚唐，近则得益于龚自珍；—一些诗篇弥漫着伤感及哀怨，无疑，这是其一生依止不定的流离生涯的投射，也是对于男女之性爱的欲离还即、欲即还离的矛盾情感的显露。豪迈硬朗之气的匮乏，似乎和他的革命意志相背，但这恰恰表现了苏曼殊诗歌独特的内向性。换言之，他写作的情态就是精神上的内视反省，寻愁觅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