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是南朝梁武帝萧衍太子，卒谥昭明，故世称昭明太子。萧统一生无甚重大政治成绩可言，但他却在做太子时主持编纂了许多诗文集，对保存和传承中国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尤以《文选》最为著名。
    《萧统评传》详细描述了萧统的生平、思想、创作以及他在组织学士编辑诗文集，尤其在编纂《文选》中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同时，《萧统评传》对萧衍和萧氏家族在南朝政治、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也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从梁武帝的一生看来，前后期的表现颇有不同。在他登上帝位以前，确实是一个富有文武才艺，却又雄猜阴狠，善弄权诈的政客；也是一个热衷权势，贪恋女色的人物。但他登上帝位不久，似乎就变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和虔诚的佛教徒。这种变化是他的内心世界确实发生了变化，还是作为帝王，他更需要这种伪装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很难简单地作出结论。
　　从梁武帝一贯的性格来看，他确实很会伪装。试想当齐武帝临死之时，如果王融和萧子良不是对他十分信任，怎能把他和萧懿从守丧中调动出来，委以“军主”之任？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他在“西邸”时期与王融关系颇深。他有一首《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显然是永明年为随王咨议参军离建康去荆州时所作，这里的“王中书”即王融。此诗既为答诗，那么王融当时有送别之作，当即他那首《萧咨议西上夜禁》诗。再看《玉台新咏》卷四有王融《古意二首》；卷七又有梁武帝《古意二首》，而且两者的第一首均咏“飞鸟”或“游禽”；而且二人之作均写妇女的相思之情。可见当年交情甚深，王融又对他的才能极为欣赏。但王融最后的失败，和梁武帝的倒戈有很大关系。又如：《南史·梁本纪》上载，建武初年，梁武帝出镇石头时，“齐明性猜忌，帝避时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车。齐明每称帝清俭，勖励朝臣。”但没有多久，就如《梁书·张弘策传》所载，齐明帝尚未死去，他已经在那里窥测形势，准备作夺取帝位的“英雄”了。就是对待萧子恪兄弟的态度上，也说明了梁武帝的心机。他想用某种程度上的优待萧嶷后裔，表示自己对前朝的宽厚。
　　在这个问题上，王鸣盛曾指出：“梁武帝本齐明帝之谋主，代为定计，助成篡弑。后竟弑其子东昏侯宝卷，伪立其弟宝融，而又弑之篡之，并尽杀明帝之子宝源、宝修、宝嵩、宝贞，又纳东昏侯之妃吴氏、余氏以为妃，乃舍身奉佛，以麦为郊庙牺牲，一何可笑。”又说：“愚谓帝之信果报，正为于心有所不能释然者，故欲奉佛以禳之”（并见《十七史商榷》卷55《沈约劝杀巴陵王》条）。王鸣盛这些话颇为深刻，可谓击中了要害。梁武帝晚年的佞佛，显然和他早年的所作所为有关。事实是直到近代，许多作恶多端的军阀，晚年都奉佛，这里有一个心理上自求“赎罪”的用意。不然的话，他身为帝王，早年亦颇纵欲（如《梁书·范云传》所载余妃事），而后来却吃素奉佛，连祭祖宗都不用牲畜，就很费解。因为当时的佛教僧侣也不认为帝王奉佛，一定要遵守严格的戒律。据《高僧传》卷三载，宋文帝曾自称“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徇物，不获从志。”求那跋摩说：“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不由人。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匹夫身贱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将何为用？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女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不天命，役无劳力，则使风雨适时，寒暖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郁茂。如此持斋亦大矣，不杀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方为弘济耶？”宋文帝听了自然很高兴。但梁武帝即位后，在生活上却类似“匹夫”的“克己苦躬”，而且坚持了几十年，如果没有王鸣盛说的“于心有所不能释然者”，未必能这样。他大约是自知罪孽深重，所以要加倍地“克己”，才能免去“果报”。这种心态大约不全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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