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是个爱热闹的人，一到伦敦，就和留英的中国学生，还有来英国考察的中国学者熟识了。
初入政治经济学院，就跟陈源(通伯)相识了。一天在饭厅里，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刘叔和对他说：“那不是小陈吗?”再一次遇见，志摩就主动跟陈源打招呼，并说起共同认识的刘叔和。
陈源后来以笔名西滢行世，连上姓就是陈西滢了。
转年2月间，又结识了来英国考察战后欧洲政治的章士钊。
后经陈西滢和章士钊介绍，还结识了威尔斯、魏雷和卞因等英国著名作家和学者，其中与威尔斯交往最为密切。
一天清晨，还没盥洗呢，正坐在窗口写字，打开窗子，放阳光尽量地进来。忽然看见门外停了一辆汽车，知道是来找他的，忙出门去看，只见陈西滢和章士钊两位走下车来，立即向前招呼，一一握手。又看见汽车上有个司机对着他笑，弄得他莫名其妙。西滢说话很急，有点结
巴，拉着他的胳膊说：“这就是……”说了好久才说出，“这就是威尔斯!”
志摩听了，忙将威尔斯接下来，同人室内谈话。威尔斯说他很爱吃中国饭，谈了许久方才辞去。
威尔斯住在索司顿地方，过后不久，约志摩到他那里去玩。志摩去了。到了车站，威尔斯的两个小孩来接站，他便跟着他们走。那一带净是树林，没有别的居民，可以算是威尔斯的所有了。那里有个华维克花园，他们走，走，走，后来看见一所房子，他知道是快到了。很快便看见威尔斯正背着手，低着头在那里走来走去。两个孩子笑着指着父亲对志摩说：“你看这位老哲学家又在那里不知想什么了呢！”
威尔斯家门口有棵银柏。志摩进去和他谈了一会儿，威氏的声音很尖，但不是音乐的。人称他是“极精的说谎者”。他只要见到一个人的屋子，就会连鼠洞都记得，完全是一种科学的观察。
志摩在威家吃午饭。饭后威氏领志摩看他的房子，有棕色的，也有黄色的。威家人口很少，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小说家。除去他们老两口、两个孩子，此外只有几个女仆、一个园丁。他住在伦敦，这里是他的别墅。他现年五十多岁，精神极好。正在同时写三本书，一本是小说，另外两本一本是关于历史的，一本是关于教育的。他写东西没有一定的时候，半夜想到好的意思，衣服也不穿，便立刻爬起来拧亮电灯，将那感想写下。他常在夜间写，到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啪啪啪啪用打字机打出来，便送到书局去印了。
萧伯纳虽是攻击旧道德，自己却好似一个清教徒，循规蹈矩，截至此时，连英伦海峡都没有迈了一步。威尔斯却是抽烟喝酒，斗牌打球，无一不来。
志摩又随威尔斯去华维克花园散步。谈的话题是近代小说。威尔斯要志摩把中国近代的作品译出来出小说集，他要办一个书局，将来可以由他出版。
他们谈得非常高兴。行走间，一道篱笆挡住去路。威尔斯说：“我们跳过去吧!”
“好！”
志摩跳过去了，威尔斯却跌了一跤，弄得衣服都撕破了。后来他们又打球。晚饭后喝威士忌酒，谈到十一点方才就寝。
一到伦敦就结识威尔斯这样的大名人，对志摩以后改习文学颇有影响，至少也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威尔斯的平易近人，肯与一个当时尚默默无闻的中国青年学生来往，对志摩自然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和鼓舞。
魏雷是威尔斯的好友，专门研究中国文学，是威尔斯介绍他与志摩相识的。魏雷向志摩请教过不少唐诗的疑难问题。1940年魏雷写过一篇文章，对志摩的评价很高——
以往多年来，中国学生一直在英国接受工业教育。在剑桥大学那一班，大部分来自新加坡；他们当中许多人不能说中文，写就更不用谈了。大战过后，有一位在中国已略有名气的诗人到了剑桥。他似乎是一下子就从中国士子儒雅生活的主流跳进了欧洲的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行列。这个人就是徐志摩。
不是空泛的评价，魏雷对志摩有相当深切的了解。同文中说，志摩把自己当做中国的拜伦，就天性而论，他并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他的瘦长脸孔没有一点儿拜伦气，而他那倔强的下巴，在五宫中似乎是更明显地表露出他生活的决心——他要我行我素。他也没有丝毫沾染拜伦式的愤世嫉俗。
又通过魏雷结识了卞因。魏雷在大英博物馆任职，卞因是他的上司。不过志摩同卞因来往不多，和魏雷却时相过从，回国后还保持通信。或许正是因为与这些文化名人的交往，1920年11月26日，来到伦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给父母的信中兴奋地说一
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自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后，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复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
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矛盾，一位伟人这么说过。性情不合，见解不同，思想各异，都会产生摩擦也就是有了矛盾。矛盾必定导致对抗和杀戮，还是也会成为相互了解的契机?这位伟人没有说，我们只能大而化之地说，两种情况都有吧。得看在一起的是些什么样的人。
新月这些人，几乎清一色的留学欧美出身，崇尚的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用梁实秋的话说， “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起纠纷，闹矛盾，该是他们的当行本色。
事实也确实如此。办新月书店是大家出钱，聘请会办的人办，都还相安无事。转过年要办《新月》了，可就热闹了。书店可说都不会办，刊物可说没有不会办的。倡议者是徐志摩，最初邀集了梁实秋、潘光旦、闻一多、饶盂侃、刘英士。杂志还没有名字，奔走最热心的是徐志摩和余上沅，一个负责编辑，一个负责经理。梁实秋他们常在潘光旦家聚会，上沅传出了消息，说杂志定名为《新月》，一听就是徐志摩的主意。上沅又传出消息，说刊物决定胡适任社长，志摩任编辑，大家一听不高兴了，大家的事情，怎么老是由一两个人独断专行，应该更民主
化，由大家商定才是。梁实秋等人把这个意见告诉余上沅，志摩是何等明达的人，立刻接受了大家的意见。时间一长，大家就都知道志摩是怎样的一个人了，其实他是毫无城府的，只是有时热情得过了头，难免一厢情愿独自做主罢了。
或许就是这些小兄弟们的这次反叛，让胡适写了那封要辞职、要撤股、要抽走书稿的信。这是胡适一生中最丢份的一次。这件事，和上面那件事时间上是衔接的。元月1日决定办《新月》，有了刊物才会有社长的设置。传出去才会有梁实秋等人的不满，有了梁实秋等人的不满，才有1月28日胡适写的这封信。架不住志摩几句好话相劝，很快又收回成命，或许经志摩一说，此信就没有传出去。要不也就不会作为信稿留在胡适大陆的旧宅中。不管怎么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顺顺当当出版了。
这一时期新月内部的纠纷及胡适的感慨，在《胡适的日记》中也留下记载。4月4日胡适携子与高梦旦、沈昆三赴九江上庐山游玩，同日的日记中写道——
梦旦说他今天脱离商务印书馆了，辞职书是今天送上去的，商务近年内部的意见甚深，菊生先生首先脱离，梦旦先生忍耐至今，也竟脱离了。他说：“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此语真说尽中国一切大组织的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是个纯粹个人主义的民族，只能人自为战，人自为谋，而不能组织大规模的事业。考试是人自为战的制度，故行之千余午而不废；政党是大规模的组织，需要服从与纪律，故旧式的政党(如复社)与新式的政党．(如国民党)都不能维持下去。岂但不能组织大公司，简直不能组织小团体。前几天汪盂邹来谈东亚的事，便是一例。新月书店与霓裳公司便是二例。这样的小团体已不能团结，何况偌大的商务印书馆。
话是这么说，在新月这个团体中，胡适还是很能忍让的。说他是新月的领袖，那是一点不假。
办刊中，徐志摩与梁实秋、罗隆基等人都有过龃龉。这一点，从刊物编辑人的变化中也可看出。创刊号至二卷一期，编辑为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二卷二期至五期为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二卷六、七期合刊号至三卷一期为梁实秋，三卷二期至四卷一期为罗隆基。四卷一期出的是徐志摩纪念号，此前他已去世了。
1931年3月，脱期甚久的第三卷五、六期合刊号出来了，上面有彭基相译的一篇文章，叫《文化精神》，大概彭有什么政治背景，引起许多人的不满，罗隆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彭基相稿是志摩所介绍。彭基相为何如人，我素昧生平。月刊出版后，一多、实秋及先生都同声反对，我始知此人一点底细。原稿志摩说已经看过，且力言可登。从前《新月》又曾屡次发表过彭的文章，于是我就将原稿发刊。编辑人不看过稿子，将文章发表， 自是荒谬。这里，志摩亦连累人了!
1931年8月正是暑假期间，徐志摩在上海，这一时期，因为罗隆基常在《新月》上发表政治言论，危及刊物的生存，徐志摩和邵洵美认为该“向后转”。罗隆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此间志摩、洵美为维持月刊营业计，主张《新月》今后不谈政治。向后转未免太快，我不以为
然。”也就是说，连办刊方针都是相左的。
罗隆基夫妇不睦，经常打架，这些“秘闻”，徐志摩多当做笑料说给别的朋友。1930年11月底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努生夫妇又复，努生过分，竟至三更半夜头破血流，但经胡圣潘仙以及下走谈笑周旋，仍复同桌而食，同榻而眠，一场风波，已告平息，知兄关怀，故以奉闻。
但希弗以此径函努生为感。”努生是罗隆基的字，胡圣潘仙指胡适和潘光旦。1931年8月19日给胡适的信中说： “老罗家又闹翻了，昨晚我和光旦又看戏，半夜我做侠客将罗太太救出家来，昨夜住我家，我看这对夫妻终究有些难。”这不能看做是嚼舌头，这是他们之间的情分。
展开
这部徐志摩传，是我写的。
是我写的，并不是说怎样的高明，只是说它与别人写的不同。
再没有比研究徐志摩更容易的了，他把什么都写了下来，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再没有比研究徐志摩更难的了——他把什么都写出来，你再写什么?只能是挖掘资料，细加梳理，包括梳理他的著作，等梳理的功夫下到了，一个鲜活的徐志摩就跃出来了。
挖掘和梳理，用了我三年的时间。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确定用这种写法，就是旧史书的纪传体，也可以说是一种改造了的纪传体。想看故事的，只要看《本传》部分就行了。涉及哪个人，还想了解得详细些，那就在《交游》里找。想知道他的双亲和妻儿，可以看《家庭》。附录中的《著作》和《年表》，也都各司其职。付出一份精力，得到一份收获，你什么时候都不吃亏。若你嫌这样翻来翻去太琐碎，看不出一个完整的徐志摩，那就请把全书看完。若看完全书还得不到一个完整的徐志摩，我只能表示抱歉。
费了这么大的精神，并不是说多么成功。缺点和缺憾，是明显的。比如《交游》部分，有几位外国人就该写上。可是，一则我不懂英文，二则也没有出国的可能，仅据几本书拼凑，又觉得没什么意思。那就暂缺着吧，你不可能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留点缺憾，好让后人有讪笑的材料。
再就是，读者先生，千万别把这本书当做什么传记文学。若存了这个念头，我劝你还是放弃。习文三十多年，我已看透了文学，世上有没有这么个东西，先就值得怀疑。是作家写的就是文学，还是叫成文学比如叫成小说就是文学?若是前者，得世上没有冒牌作家这种货色；若是后者，形式就那么尊贵?比点石成金还要容易，连点都不用，只要一放在文学的筐子里（比如小说）就是文学了。
它应当是一种光芒，一种境界。正如美感，正如哲理，你能说你写了一篇美感，还是能说你写了一篇哲理?文学是文字的一种属性。好的文字，具备了这种属性，才能叫做文学或文学作品。没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串一串的字，一页一页印了字的纸。
或许有人会说，你的文字已然达到了文学的境界。如果我是引诱你说这样的话，那是我太无耻。不是我多么好，是没有这个必要。
我想说的是，我是把它当做一部史书写的。这样说需要更大的无耻。但我愿意承受。
该感谢的，在后记里都感谢过了。在这里，我诚恳地希望听到诚恳的批评，说坏也无妨。
2000年11月4日于潺漫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