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分离造成的错位与障碍给海峡两岸作家的思想与感情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我不知道这样的表达是否准确：如果说大陆作家对彼岸有着拯救与统一的愿望，那么像余光中这样的台湾作家更多的是倾诉刻骨铭心的漂泊与归依感，这样一种情感在余光中笔下被概括为“中国结”或“中国情结”。
1990年余光中在一本诗集的后记中写道：“我的中国情结仍然是若解未解，反而在海峡形势渐趋和缓之际，似乎愈结愈绸缪了，以致同题的《中国结》先后竟有两首。中国情结更甚于台北情结，并不是回大陆就解得了的。”诗人在1986年3月的诗《中国结》中苦吟道：“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我的回答是苦笑／你的年纪太小了，太小／你的红丝线不够长／怎能把我的童年／遥远的童年啊缭绕／也太细了，太细／那样深厚的记忆／你怎能缚得牢？／／你问我会打中国结吗？我的回答是摇头／说不出是什么东西／梗在喉头跟在心头／这结啊已经够紧的了／我要的只是放松／却不知该怎么下手，线太多，太乱了／该怎么去寻找线头”。诗中所说的“梗在喉头跟在心头”的感觉是余光中乡愁诗文中最基本的情感状态。在阅读余光中诗文时我们常常会惊羡他奇崛的意象、非常的想象与绚烂的语言，但是应当注意到，余光中那些倾诉“中国结”的诗文常常是看似平淡浅出，这种绚烂之后的平淡深入之后的浅出，突出了“中国结”的朴素与真实。我觉得这样一种方式，是倾诉“中国结”的惟一真实的方式，放弃了这样一种方式，只能走向伪饰和矫情。诗歌的旋律是诗人血液的循环，诗歌的张力是诗人心脏的搏动。这是我和其他读者读余光中诗歌不能不动容的原因。
那根“中国结”的线头在近而又远的中国大陆，余光中的诗文中的“旧大陆”。1964 年余光中应邀赴美讲学，到了新大陆。新大陆不可久留，旧大陆久不能归，这是诗人的痛苦。他在旧大陆新大陆之间作逍遥游，唱行路难。这位迷失的五陵少年曾经在密西西比岸边的大学城里，面对无欢的西餐，停杯投叉，不能卒食；立在密西根湖岸的风中，“鼻酸如四川的泡菜”，他酸的是“日近，长安远”。任美国爱荷华文学笔会写作班里与余光中同班有菲律宾人、日本人、澳大利亚人、爱尔兰人，还有许多美国的北佬们，因此他戏说自己像是“在国际的鸡尾酒里”，而他自己仍然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他所以难以溶化，是因为“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
每当谈到他们这一代旅居海外的中国人，余光中似乎都带着悲壮的情绪：“他那一代的中国人，吞吐的是大陆性庞庞沛沛的气候，足印过处，是霜是雪，上面是昊昊的青天灿灿的白日，下面是整张的海棠红叶。他们的耳朵熟悉长江的节奏黄河的旋律，他们的手掌知道杨柳的柔软梧桐的坚硬。江南，寒外，曾是胯下的马发间的风沙，曾是梁卜的燕子齿隙的石榴染红嗜食的嘴唇，不仅是地理课上联考的问题习题。他那一代的中国人，有许多回忆在太平洋的对岸有更深长的回忆在海峡的那边，那重重叠叠的回忆成为他们思想的背景灵魂日渐加深的负荷，但是那重量不是这一代所能感觉。”
疯狂的历史感在他体内燃烧，时间的乡愁无药可医。他想在摩天大楼上朗吟登楼赋，但他觉得即使在最高的一层，也眺不到“长安”于是他说：“当我怀乡，我怀的是大陆的母体，啊，诗经中的北国，楚辞中的南方！当我死时，愿江南的春泥覆盖在我的身上，当我死时。”这是写于1964年8月的散文《逍遥游》中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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