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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年谱》绝不只是对梁先生其人其事的记录，活跃于文字中的，更有先生深厚的思想和高远的人生境界。本年谱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丰富的内容和材料，从而更为完整地展现了梁漱溟先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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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原名换鼎，字寿铭，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皆自学。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1941年参与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李渊庭，男，内蒙古托克托县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所毕业，重庆北碚私立勉仁书院研究员。长期追随梁漱溟、熊十力两位先生治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儒家学说有一定造诣。1941年以乡建派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活动，1943年，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在全国政协工作，1985年补办离休。业余从事翻译工作，有《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等四部译著出版，晚年与妻子阎秉华一起整理《梁融漱溟先生讲孔孟》，并协助编写《梁漱溟先生年谱》。 阎秉华，1917年出生，女，内蒙古托克托县人。1932年考入绥远省女子师范学校，后因病辍学，至今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自学。1945年参加中国主同盟，1950年到民盟总部工作，1959年调入民盟中央组织部。1985年补办离休后协助丈夫李渊庭整理《梁漱溟先生讲孔孟》，并编写《梁漱溟先生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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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梁漱溟先生年谱》谱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丰富的内容和材料，从而更为完整地展现了梁漱溟先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梁先生一生不仅致力于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探索和发扬，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孜孜探求救国之路。他忧国忧民、仗义执言、勇于实践，充分体现了一位儒者的真性情与真境界。本书绝不只是对梁先生其人其事的记录，活跃于文字中的，更有先生深厚的思想和高远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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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我自谓负有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心心念念唯在写出（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书，今者——一九七六年四月——（人心与人生）等著作基本完成，则清理一生经历是亦余年可以着手之事乎。爱在年谱编订之前，自撰叙言两则如下： （甲） 我以清光绪十九年（西历一八九三年）九月九日生于北京，父母为命名焕鼎，字寿铭，其后通用名号为漱溟二字。早从曾祖父香初公（讳宝书）由桂林来北京会试得中，游宦北方以来，流寓北京良乡等处，未得南归。先祖父稚香公（讳承光）、先父巨川公（讳济）均以桂林籍得中顺天乡试，因而至我一辈人犹沿用桂林籍贯，参加广西旅哀同乡会，而实际则在北京生长，生活上多染北方习惯，说话悉从北京口音，殆无异乎北京本地人。此从吾父以来即如是矣。 然从另一方面育之，祖父童年始寓桂林北来，嫡祖母刘则贵州毕节人，吾父生母陈则桂林人，亲戚故旧大抵桂林人，或其他南省人，社会生活环境自有所不同。及至我先母张来归则又原籍云南大理，盖外祖父张公士铨始从大理北来者。我生长如是家庭中，一切习俗风尚介联着中国的西南方与北京这一大都会，一面若有拘守，一面又通达无固陋。在清季，吾父警觉世界变化，真挚地倾向变法维新，却未接近尔时维新党人；我十几岁关心国事，倾向革命，夫岂偶然哉! 先祖母刘幼通书史，既寡居清苦，尝设蒙馆于家，招收儿童，为之课读。先母亦复通习文墨，清季女学初兴，北京有女学传习所之设，曾受聘任教其中。如所周知，中国旧社会绝大多数妇女不识字者，不可以例吾家。 我兄弟姊妹四人。长兄焕鼐字凯铭，清季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竟以通习日语，当日寇侵占华北、华东期间，受敌伪任用为天津统税局长。虽在日寇失败之前，自动辞职且身故，犹言之可耻。大妹新铭，二妹谨铭均在清季女子师范学堂毕业。新铭适吴县邹应莪，不幸早寡，去世亦已多年。谨铭常斋礼佛者十年，卒于家。四人存于今者独我一人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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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先生到北大，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国人接受西洋近代思潮（代表资产阶级的）似较以前为深入，而现代思潮（代表无产阶级的）则适于此时发端，整个学术界风气是极其菲薄东方固有学术的。 先生主讲研究东西文化之经过说：“那时我很苦于没有人将东西文化并提着说，也没有人着眼到此地。以为如果有人说，就可以引起人研究。在我研究的时候，很有朋友劝我，说这个问题范围太广，无从着手。”“但我对于此问题特别有要求，不肯放松。” “我们要知道：中国历史的长久，国土的广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一个民族以他自己独创的文化，来维持他民族的生命，能像中国这样长久的，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中国从来不以武力胜人，从来不欺凌弱小，中国文化程度高，从来是以理服人，而不以力胜人。四邻小国对他心悦诚服，不知不觉地跟着走，就化而为一了。中国广土众民就是靠他崇高优异的文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功。至于中国民族寿命的绵永、历史的长久，也是靠文化而有的成功，中国也曾两次被外族征服，但赖文化的力量，历史终未中断。例如满洲人以武力征服了中国，他仍得用中国文化来统治中国，因此中国文化照样延续下去，到末了连征服者自己也变成中国人，让他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曾用武力征服过中国而同化于中国了。他用武力征服了中国，中国却用文化征服了他。” “我们说：中国文化这样高，这样优越有效用，为什么呢？这有两点原因： 一、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它是以儒家道理为根本精神。宗教是强人信它（信宗教），而儒家道理则是让人自信，让人各自信自己心里的道理，如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认为道理就在各人身上，无假外求，他只是启发你本来的有理性，尊重自己就够了。这样一来，我们虽是信从儒家，跟儒家走，也等于信从自己，靠自己走了。儒家所指 示给人的道理是最合乎人类理性，最合乎人类心理要求了。所以人人都愿意信从他，跟他走。而以如此儒家道理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也就最合乎人类理性，最合乎人类心理要求，因而它能延续的久，传播的广，无论哪个民族遇到了它，都安之若素，感到非常合适。——这是中国文化所以能同化外族，所以优越有效的最要紧的一个原因。 二、中国文化是非团体的—— 前边说过中国缺乏团体，向来不划小范围，视天下为一家，与人不分彼此，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没有排外性所以他容易与人合一，因而就让中国的疆土日渐扩大，人口日渐加多，民族生命与文化历史延续不断了。” “本来在今日竞争剧烈的世界上是须要有团体的，而人类社会最初的团体，多半由宗教来，如西洋有宗教亦有团体，而中国二者都缺，所以相遇之后就非吃亏不可，非失败不可。不过现在中国固然失败了，可是不要忘记从前也曾有过很大的成功，并且今日的失败正是从过去的 成功来的。俗话说‘飞得高，跌得重’，中国正是如此。我们要知道：中国文化的优越之处就是：和平、宽厚、廓然大公、对人存好意、不狭小、不排外、不存成见……凡此都是合乎人类理性，合乎人类心理要求的。这是我们固有文化的长处，也正是西洋人与日本人的短处，他们将来是要来学我们的。我们还要知道：今日世界上演出了许多惨剧，都是由缺乏理性，缺乏中国文化的长处而来，例如今天充满世界的种种斗争，彼此利用科学技术（如飞机大炮各种武器）来互相惨杀；如此下去，岂不要毁灭人类，毁灭文化，毁灭大千世界!” “我们要问：人类（包括文化）如何才能得救呢?那只有大家都发挥理性，都认取中国文化的长处，才能免除毁来的惨剧。所以人类历史再往前进，是要归到中国文化这条路上来的。我们不要短视，要放大眼光来看，人类的得救，正要靠我们，靠我们发挥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发挥人类的理性。我们相信：中国固有精神必然重光，中国文化必然复兴！” 先生的一席话，震惊四座，短时间的沉默后，便有人提出：“在小组学习中出现这种‘恶毒攻击’的言论，绝对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批判！”也有人说：“这种反动言论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革命群众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但这次小组会政协军代表不在场。主持小组会的召集人之一于树德立刻宣布：一、情况向上反映，听候处理；二、谁都不许向外扩散，谁扩散责任自负。 不料几天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的指示，因为是征求意见，提什么意见建议都是可以的。” 就这样，先生这次逃脱了批判。那么这个发“指示”的上级又是谁呢？当时谁也不敢深问。在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大家才知道当时是周总理办公室发来的电话指示。 …… 书摘2 是年，《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专号”发表婴行（丰子恺先生）写《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一文，先生说他：“申论中西画法之异，适与厨川白村说相合。盖西洋人无在不持其有对之态度，中国人无在不以超有对为蕲求，又可于艺术证之。” 夏天，四川刘鉴泉先生之弟子双流徐利宾至北京，先生当时已回北京，徐先生常谒先生，送刘先生所著《外书》与先生。先生读后讲：“读之惊喜以为未曾有，《外书》都若干篇；兹所见两篇：一曰《进与退》；一曰《动与植》。其《动与植》一篇，指出动物生活与植物生活二义，为东西文化分殊之点指点说明，极新颖而确凿。” 六月，接编《村治月刊》，先生在该刊一卷一期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全文分四小节：一、我是怎样一个人?二、过去几年的烦闷，产生今日的主张。三、最近努力所在和主编本刊的由来。四、我对国民党的态度。 在陈述乡治运动的主张一段讲：“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我所要做的社会运动看出，正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我的乡治主张正是切就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为人生大道的指点。”文中批评民国以来社会上的政治、思想运动说：“谁若没梦想过西洋政治制度在中国的仿行实现，则他不注意这仿行的困难，实现，的无望，自无足怪。然而我是做过这迷梦来的；数十年间，眼看着事实上是怎样的格格不人，愈去愈远，如何能轻易放过而不深求其所以然?于是……发见了中国民族精神和西洋政治制度间的大刺谬点。”“十三年以来的革命潮流，便是这样由社会上有力分子所形成的倾向。然而自我们一度经历尝试过后，我们知其无能为矣!他与我们民族精神是大相刺谬的。”“而以我们的精神实超迈于他之故，他将无成功之望。这有一个我们所信的大原则在，就是凡高过我们固有精神的，便能替我们民族开新生机；若低下一些，便只益死机；……我们所以敢于否认西洋政治制度的在此，所以敢于否认共产党的亦在此。”先生在最后一大段——我对国民党的态度——中，还申述了他那时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看法，先生讲：“我认为自十三年（1924）改组以后，至蒋 中正提出整理党务案的时候，只算党史的一段落。此一段落可谓受惑又受制于共产党的时期，抄袭共产党的理论，模仿共产党的方法，随着共产党走。……简直可以说唯十三年改组以后的才不是国民党；因为此一时代，是失掉自家精神，而濡染于共党习气甚深的时候。……我所批评多在此一面，是则所批评者并非国民党之本身，乃国民党之袭取诸他人者耳。”先生还认为国民党“亟当回头认取吾民族固有精神来作吾民族之自救运动耳”。 六十岁。 在北京，住颐和园西四所。 五月初，写完《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约四万多字。 头年十二月，《大公报》和《进步日报》邀请好多位学者、专家开座谈会，批判改良主义思想。发表在报纸上的发言和讨论，先生都看过。文中说：“我个人的情形和发言的几位先生不相同。他们都是留洋学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求过学，而且差不多全是学社会科学的，所以他们就多从改良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前后发生的来历如何，类别如何这面来说。我既没有去过欧美，又不是什么社会科学家，但我从事于一种社会运动，我将直接了当来讲我自己的事情。” 全文分十五节，先生从第一节“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处理”开头，用了五节篇幅叙述了自己在抗战前后以及抗战胜利后的言论和行动。在第六节“说明如此判断和处理的由来”，即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中国缺乏阶级”，“中国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因而中国革命应当别论”，“中国革命不是政权属谁问题，而是能不能统一稳定问题”，“问题是在树立统一的国权，而其功夫则要促成各方的团结、合作”。“问题在武力缺乏主体”，“旧中国社会无秩序”，“深感无秩序之苦”以及“不走武力夺取政权之路”，“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等等错误言论作了初步检讨和自我批评。文中讲：“总括说，我的错误，实错在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我不该片面强调联合，把联合与斗争对立起来，以为二者不能相容。”“联合是可以讲的，却要在斗争中讲就对了；特殊处理是应有的，但离开一般而作特殊处理那就错了。”“我是在中国特殊论的根柢上，否定了一般革命之路，而另自提出中国所应走的路线。”“旧著《答乡村建设批判》把这一路线说得最分明，因其从头至尾都对照着一般革命之路——分化而斗争之路——来说的。仍不外根据原先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来。”“我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旁的，正是看中了时机到来而努力奔赴的全国统一运动。”“这就是求统一于下”，“乡建运动既不与武力牵连，更不自己组织政府，只是保持其社会在野的地位。”“共产党的老话：‘要站稳阶级立场’，‘要分清敌我’；而我却要把全社会统一于一个立场，一定要‘从团结求统一’，彼此路道正好相反。可以说国内有本有源、彻头彻尾反共的只有我。我有一套‘既从今以追古，又由古而达今，事事与外国相比较，纵横往复’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作根据，我认定他们把中国问题当作一般革命来搞是错了。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我写《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还是反对以武力求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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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叙两则弁于年谱之前（代序） 一八九三年 一八九八年 一八九九年 一九零零年 一九零一年 一九零二年 一九零三年 一九零四年 一九零五年 一九零六年 一九零七年 一九零八年 一九零九年 一九一零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零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零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零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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