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就读长沙明德中学。民国元年（1912年）一度担任长沙《女权日报》编辑，次年起为上海《时报》“余兴”栏撰稿，同时还为上海各大报撰写地方通讯。民国5年（1916年）一度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不久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民国7年（1918年）参加《湖南日报》编辑工作。民国8年（1919年）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人民的驱张（敬尧）运动。民国9年（1920年）受聘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民国16年（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民国17年（1928年）起，担任《新闻报》旅行记者、战地记者，驻汉口特派记者。民国23年（1934年）赴南京与许彦飞合办《华报》，同时为《新闻报》撰写专栏文章。民国25年（1936年）移居上海，参加《新闻报》编辑工作，还担任《晓报》主编和严独鹤主持的《新闻夜报》助编。民国30年（1941年）后退出《新闻报》，除为京、沪大报撰稿外，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著有《菊隐丛谈》、《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北泮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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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未向《新闻报》要求提高待遇，可是《新闻报》当局对我不断加薪，半年之间，按月稿酬累增至一百元。后来我参考馆内工作时，有人告我，当时该报的馆内人员也要论资排辈，新进人员月薪不过五六十元，而我以新进的馆外人员，半年之间“连升三级”，不能不算是新闻界的一种“异数”。
……既然要长期写，我便加上一个《显微镜下的国际形势》的总题目，把原题改作第一篇分题，随即在《新闻报》上发表。这是我从新闻记者改作专栏记者的开始。
——陶菊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