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颐先生，把我的英文著作Hu Shih and Intellectual Choice in Modern China译为中文。因为雷先生的翻译，所以我的书，才能以中文和中国的史学界见面。我除了表示谢意之外，也借这个机会，把本书的主旨，简略说明。<br>本书不是胡适的全传。以胡适生命的复杂和牵涉的层面之广，写全传所需要的篇幅，怕要多过本书的一两倍。我所采取的，是主题性的分析。全书的中心，是分析胡适在晚清和民国时代以来新旧交替与中西激荡的环境之中，所产生的痛苦挣扎和无所适从的疏离感。胡适出生时（1891，清光绪十七年），中国早已处在两千年来未有大变局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传统价值系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已开始在本质上起变化，而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在新旧交替之下，正在崩离瓦解。有思想、有感性的知识分子，在新旧和中西之间的取舍，在价值取向和个人前途的选择时，在在都遭遇到极大的困扰。<br>胡适自小受新式教育，又在近十九岁时游学美国，首尾年，浸淫之深而久，在现代的思想领域里，在他同时代的人物之中，少有出其右者。可是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里，仍有极大的影响力。胡适对中国有一份自然而深厚的情感，然而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政治的理想和实际，在强大而先进的西方标准对比之下，又使他感到虚弱而不愿与中国认同。在这种新旧和中西的交煎之下，个人行为和思想的选择，不再可能是截然明白的了。胡适接受了近代的新思想，而对和新思想有冲突的旧成分，却不能全然舍弃。他对中国的现代政治和社会，深恶痛绝。然而他严酷的批评，却正反映了他对中国的关切之深。这也正说明何以许多有思想感受敏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往往陷入不可自拔的疏离感的深渊之中。<br>综观胡适的一生，无论他身在何处，都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他在上海离开中国新公学之后，开始过糜烂的日子。当时旧的仕途已绝，而新式高等教育还没有起而代之。他苦读英文，至少在潜意识上，已在向往留学美国。而另一方面，他又批评美国对华心怀不善。胡适在内心交战彷徨之余，生活也不检点了。胡在上海时，便在数学上加倍用功。到了美国，又专修农科。而他真正的兴趣，却在文史。科学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不只是学科而已，而是一种价值观。胡适立志做科学家，多少有脱离中国的价值世界的欲望。他在康奈尔大学时，当了基督徒又即时反悔。以后一面批评基督教的教义和传教士的行径，而一面又承认传都士在中国现代化上的贡献。胡适的婚姻，是中西和新旧冲突最突出的例证。他于1904年初，十三岁出头时，以媒妁之言与江冬秀订终身。他到了美国，在自由的气氛之下开始自由恋爱。虽然终于和江冬秀成婚，然而以后力主离婚的自由和妇女的解放，大半都是他自己不可告人的伤心痛事之中的了司和他内心深处发出的对传统的抗议。胡适信服大同主义，只问是非正义而不受民族感情的羁绊。可是大同主义，又另有其巧妙之处。他在世界大同中和国际公理的理论之下为祖国辩护，反而觉得自在如意。不过胡适组党绝对不为，从政也非心甘情愿，和当时丑恶的中国政治，始终保持距离。这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一心一意入仕途，其志趣互异是显而易见的。胡适的文学革命，是对旧文学和旧价值观的基本性批评，而其主张写实主义，更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中之种种恶习的大力控诉。胡适在基本上是反传统的，不过他的心情极为复杂，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他对古史的喜好 ，一方面是要替中国找现代化的历史先例，一方面是他对文史的兴趣，一方面是要在故纸堆里躲避现实和找寻暂时的寄托。胡适终其生没有找到他自认为自在而满意的角色。<br>本书首尾，均以分析和解释为主。我的目的，是在增加我们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了解。所谓了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情的了解。书中不作道德性的褒贬，更没有政治性的颂扬和谴责。历史是我们的记。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没有记忆，则我们对今天的自我从可而来，以及今从何去，都一无所知了。我们之所以能有正常的行为和规律的生活，知道几点起床，几点上学，办公室何在，明天的计如何，都是我们有记忆，因为我们的记忆给了我们一个规律和方向。一个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历史的记忆，也不会有行动和辨别方向的能力的。相反，如果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太仔细、太琐碎，一样也会使我们瘫痪。过与不及，弊害其一。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的束缚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一个民族、国家和个人，同时要具备对过去的记忆的能力和忘记过去的能力（ability to forget），才能维持一已的健康。试想如果一个民族，以它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去记忆过去的一分一秒，一点一滴；如果一个人，记得他过去的一举一动，甚至每餐饭的时间，至于分秒不差，则这个民族和个人，有何智慧和判断可言？则他们哪里会有任何创造力和想像力？<br>我们中国的史学界，一方面记忆不够，许多失去的记忆，要追回已不是易事。而另一方面又患记忆太好的毛病。这种记忆太好的缺点，除了见之于无数的堆积史实，机械性而无内容的研究之外，最明显的，是见之于和古人计较的习惯。我们对于古人的功过是非，记忆恒新，点滴枝节必不放过，至于黑白分明而后已。所以我们无时不把我们想当然的道德观，强加之于古人，定他们的功罪。近几十年来，更无时不以盲目的政治教条，作为判刑和褒扬的尺度。可惜这种道德和政治的功过褒贬，只是使我们的历史记忆，变得支离破碎，而并没有增进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把古人放在严格虚无的天平上衡量，结果只是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一切。我们为民族社会所留下的，几乎都是自我贬抑的集体记忆而已。<br>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以平和的心情，客观的态度，在适当的距离之下，研究过去，保存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忆。斯宾诺莎（Bendeict Spinoza，1632-1677）说，我们研究过去时，“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而已”（Smile not，lament not，nor condemn；but understand）。是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