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伟大人物的精神需要时间，对胡适这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文坛巨匠的评价，正是应验了这一历史法则。胡适毕生的事业成就可归纳为二：一是开创了现代新文化运动，它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更新和变革，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早期围绕这一运动，在诸多文化领域留下的著述，都是前无古人的；二是传播中国自由主义的真谛，它是近世西方文明菁华的吸取和引进，胡适认定为“世界文化的趋势”和“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胡适一生，特别是在晚期，为实现这一目标，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精神脊梁。
胡适的“累得大名”是建立在他的早期新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胡适的“盛名之累”却不得不归究他终身对自由主义的不倦追求。长期以来，对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国内学者怯于政治禁忌，讳莫如深；海外学者着力于对胡适思想前后一致的把握，亦忽视了胡适晚年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这就在胡适评价中出现了强烈反差：重早期轻晚期，扬文化成就贬思想意义。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排除以往的历史偏见和现实的政治干扰，我们再平心静气地重新评估胡适，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胡适确已尽了自己的本分，他作为中国新文化实绩的体现者已无需置辨，他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亦不容抹煞。然若以现实的眼光立论，作为叱咤文坛风云的胡适又毕竟已成为历史。他的诗歌，名噪一时的《尝试集》几无审美价值可言；他的学术著作，异军突起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红楼梦考证》和《白话文学史》诸著，作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种“范式”亦已过时；他曾大力宣扬过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我们今天来考察胡适，应该谈的不仅仅是确认胡适的文化学术地位，而应当理解、阐释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再现胡适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价值，重新评价现代中国屡起屡仆的自由主义运动，把湮没的半个胡适挖掘出来。诚如L?维特根斯坦所说：“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片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文化与价值》）。胡适的精神，亦即贯穿于胡适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开风气”的启蒙精神，胡适思想里无处不在的现代意识，胡适晚期一再申张的自由主义大义，理应成为我们加以开掘和吸收的思想资源。
二
胡适并非最先表述现代自由意识的思想家，在这个思想体系发展的过程中，他只是一个环节。早在1903年，严复将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翻译出版，首次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呼喊，开中国自由主义之先河。踵起者是晚清舆论界的骄子梁启超，他以生动、鲜明、犀利的笔调写下了《新民说》，将自由意识传播于一代学人，使之成为追求民主革命青年的共识。胡适早年深受严、梁二位思想大师的影响，他在自传《四十自述》中有过明白的交待，在此无须赘言。
自由主义在中国衍化为一场富有影响力的思想运动，浸浸然大倡，主要得力于胡适。严复，梁启超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第一代布道人思想摇摆，言行相背，经历了一个从离弃传统到复归传统的过程。胡适超越了他们，他不仅介绍了一整套自由主义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以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相标榜，批判社会政治，成为一个从早期到晚期，从思想到实践，一以贯之的自由主义者。作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人物，胡适的主要贡献在于：把自由主义由一种朦胧意向的文化探索推向自觉意识的思想建构；谋求在社会政治层面，而不仅仅是在文化学术的范围，展现自由主义的性格；进而在思想理论和行为规范上，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范型。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于留美时期。当时他接受了严格的现代主义政治训练，深受新大陆自由主义气氛的熏染、在杜威、罗素、安吉尔等国际知名思想家的影响下，胡适参加了反战运动，并确立了对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信仰。这一思想抉择，既暗示了胡适思想发展内含的世界性眼光和强烈的自我开放意识，又决定了胡适与中国实际社会背景的巨大冲突。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登上历史舞台是在“五四”前后。以实验主义为指导，胡适提出，中国社会变革不能走“根本解决”的路子，而只能靠日积月累的自然演化和循序渐进；新文明是一点一滴而不是笼而统之造成的。以易卜生主义为张本，他发出“一个国家的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的呼吁，要求人们真实的为我，养成独立自由的人格，把自己铸造成器。以“重估价值”为武器，胡适把新思潮的意义理解为一种新态度──“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用怀疑的眼光重新估价一切固有的文化。据此，胡适把中国新文化运动分成四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的这些思想言论，为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兴奋剂，同时又带有反潮流的性质。显而易见，他的改良主张与流行的“根本解决”的政治观点大相径庭，他的个人主义与传统的“社会本位论”截然对立，他的“新思潮的意义”与激进主义的全盘性批判传统甚至抛弃传统的做法迥然不同。这种矛盾预示了现代中国在传统秩序崩溃后所走的两条路向。不幸的是，胡适的声音乍响之时，就被政治革命的激情热潮淹没了，新文化的启蒙火花稍纵即逝。对这一悲剧性的历史转折，胡适只能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来表示自己的遗憾和悲凉。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裹挟在一片阶级斗争的血雨腥风之中。胡适特立独行，中流砥柱，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他以“好政府主义”抨击北洋军阀，以“人权”“思想自由”原则与国民党钳制言路的倒行逆施相抗争，以“充分的世界化”驳斥“本位文化论”是“中体西用”的翻版。胡适面对黑暗势力大无畏的抗争精神，反映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诤言”的本性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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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书院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