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调的阿拉伯城市、难民营和接二连三发生灾难的时空之外，一个贫穷而无名的地方正在举行一场婚礼，令人惊讶、哀伤，还有一点不安。这里靠近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这些人的风格和姿态确凿无疑地说明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在拍摄这幅照片的几个月后，这个难民营就被巴勒斯坦人的内部战斗所破坏。正在婚礼小径上通过的是在这里经常可见的梅赛德斯汽车，车上装饰着一个特大的标志，那是一个代表德国的骄傲的“D”。虽然梅赛德斯在西方是罕见的奢侈品，但在累范特这些梅赛德斯--通常是二手或者走私来的--却是最为常见的轿车。梅赛德斯承担起了马匹、骡子和骆驼的职责，甚至更多。梅赛德斯在这里被当作是通用的出租车，标志着被本土化的现代科技、西方对传统生活的入侵以及非法的贸易。更为重要的是，梅赛德斯已经成为全功能的运输工具，被用于各种用途--葬礼、婚礼、婴儿诞生、骄傲地展示、离家、回家、维修、盗窃、转售、逃亡以及躲藏。然而，由于巴勒斯坦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来庇护他们，梅赛德斯那模糊不清的来源和目的，就像是一个入侵者，代表着那些既扰乱又紧紧包围着巴勒斯坦人的力量。诗人马哈穆德•达威什曾经写道：“大地在我们面前关闭，逼迫我们进入最后的通道。”
　　迁移和不安之问充满矛盾。不论我们巴勒斯坦人身处何方，都不是在我们的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已经不复存在。从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尽头旅行到另一边，或者去往欧洲、非洲、美洲和澳洲，你在那里找到和你一样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像你一样，受制于某些法律、某种身份地位，标记着某种并非属于你们的力量和暴力。不论是流散在原来的土地还是流亡到国外，巴勒斯坦人仍然栖息在从前巴勒斯坦的疆域之内（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但他们的处境却悲惨地比过去更加糟糕。他们或者是“朱迪亚与撒马利亚的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的“非犹太人”。有些被称作是“在场的缺席者”。在除了约旦以外的阿拉伯国家中，政府发放特殊的卡片来鉴别他们是“巴勒斯坦难民”，即使在那里这些人是有名望的工程师、教师、商人或技师，他们知道在他们东道国的眼中，他们将永远是外国。不可避免地，拍摄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包含和显示了这一事实。
　　回忆增加了巴勒斯坦人离散的从未减轻过的强度。巴勒斯坦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而言都十分重要；东方诸国和西欧诸国把巴勒斯坦变成了一则传奇。人们不会遗忘它，更不会忽视它。世界新闻经常充斥着在巴以间发生的事件、最近的中东危机，以及刚刚发生的巴勒斯坦爆炸。巴勒斯坦的风景、货物和纪念碑成为商业、战争、朝圣和礼拜的对象，以及文学、艺术、歌曲和幻想的主题。东西方高度的商业文化突然袭击巴勒斯坦。新娘和新郎穿着不合身的欧式结婚礼服，在他们身后和周围却都是属于他们本土的服饰和物品，对他们的朋友和婚礼出席者来说十分自然。这个场合的快乐与他们身为难民无处可去的命运毫无一致。在附近玩耍的孩子与周围毫无吸引力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新郎那巨大的工匠般的双手与新娘精巧模糊的苍白相互冲撞。当我们穿越巴勒斯坦进入其他国家时，即使我们在新的地方过得很体面，那些过去的场景就会在我们身后迫近，如同再生的回忆和现状中的缺失那样，既真实又虚幻。有时面对重新定居就像是在模糊的铅笔痕迹上书写黑体字。身体和新的环境并不适应。角度是错误的。本来应该被用来装饰墙面的线条却构成了一个有缺陷的装配盒，把我们放在其中。我们就座于椅子上，不确定是否应该和对面的人讲话。孩子被提起，但又被压抑着。男人和女人们重复表达着他们周围不讨人喜欢的事物：女人的长袍在脸上形成的角度让墙壁的图案双倍惨白，男人交叉的双脚重复并且抵触着向外延伸的椅子腿。他显得不安定，准备要离开。现在怎么样？现在去哪里？突然，我们的形象正表现出我们的短暂和无常，人们把我们看作是可以强迫放到另一座房子、另一个村庄和区域的对象。就像我们曾经被人从原先生长的环境带到新的地方一样，我们可以被再次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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