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美国外交家和政冶活动家古维诺尔·莫里斯对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法国“以天才人物取代理性作为革全命的指导,以实验代替经验,在闪电和阳光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也正因为此他们一直在黑暗中措索徘徊”。尽管这两次革命都凸显了对有关自由、平等以及公正的相似的启蒙理念,但这次革命还是存着巨大的差异。美国人非常满意于他们保留了许多英国的传统,而法人却致力于对其千年历史的完全破坏。美国人接受非暴力的政冶冲突,而法国人反团结统一看得高于一切。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而法国人着重于一切,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而法国人着重公共秩序和团体的内聚力。
为什么这两次革命沿着不同的轨道前进?这两种对民主的不同理解视角,对近代历史发展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它们又对今天的民主给予何种经验教训?用一种明晰的叙事型的体例风格,并特别强调对主订当事人的生动描述,苏珊·邓恩始终追寻着这两次伟大革命在从近代历史一直到我们当代革命支动运中所遗留的影响。她的历史学分析和政学分析有机结合,对那些对民主国家冶理方式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是很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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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课题中,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给了我许多帮助和鼓励,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吉塔·梅、迈克尔·麦吉弗特、卡罗尔·布卢姆、加里·雅各布佐恩、麦卡利斯特·布朗、迈克尔·麦克唐纳、小罗伯特·F·达尔泽尔、杰夫·温特劳布、拉尔夫·勒纳、和里查德·K·马修斯,都在我的部分手稿中,慷慨地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在我收集俄国革命的法国原始资料时,伊戈尔·季莫费切夫提供了知识方面的帮助。
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提供的长期奖学金以及威廉姆斯大学的财政资助。我还要提出感谢的是,唐纳·切纳尔和他秘书科的同事菲利斯·卡特勒、艾利森·O’格雷迪,还有威廉姆斯大学图书馆的沃尔特·科马罗夫斯基,感谢他们的力所能及和热情的帮助。我的朋友及经纪人菲菲·奥斯卡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帮助。
书的某些部分曾在《威廉与玛丽季刊》(第三系列,五十三卷,第四集,1996年10月)和《党人评论》(六十五卷,第二集,l998年春季)上刊载过。
最后,我还要对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表示深深的谢意,他提出了富有洞见的建议,仔细阅读了我的手稿,给我开了富有启发性的历史和政治课,还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