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考古寻踪车今花湖湘文化，根植于三湘大地，斯土斯民，孕育斯文。溯其源，考之于史，可谓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似乎很令中原人士望而生畏，“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就是太史公司马迁对此所做的概括。战国末期，楚大夫屈原被流放江南，壮志难酬，自沉汨罗江；汉文帝时，年轻有为的贾谊被朝臣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也因“长沙卑湿”，“以为寿不得长”。难道说，今天的三湘四水，在遥远的古代，真的如此蛮荒？其实不然。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之一，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一度是这一成就的代表，而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发掘，却把水稻栽培的开始年代提早了一两千年。相当于彭头山文化中晚期的澧县八十挡遗址，出土了两万多粒属于原始栽培稻的稻谷和大米，超过国内已有发现的总和；而在澧县城头山，更发现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水稻田遗址。这些发现，充分显示了洞庭湖区在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陶器的烧制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标志性发明，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中出土了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距今逾万年。城池的修建，预示着人类即将由蒙昧时代迈人文明时代的门槛，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一座城，距今约6000年。青铜器代表了商周时期手工业技术的最高成就，而湖南出土青铜器的数量居南方各省之首，其中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虎食人卣、兽面纹瓿以及宁乡编铙，都是举世闻名的重器和珍品。这些青铜器在风格上，与中原同类器物或同或异，相同的一面固然是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而迥异之处则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是本地先民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
其造型之优美，工艺之精湛，实与中原难分伯仲。然而，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两汉400年间，湖湘地区的风土人情，仅在零零散散的历史记载中留下一些依稀的影像一一昔日强大的楚国，好像是没有根基的海市蜃楼，随风而去。又是考古工作者为我们寻回历史的碎片，拂去岁月的尘封，再现了一幅幅真实的历史画卷。马王堆，这个普普通通的地名，因为西汉软侯墓地的发现而闻名遐迩。种类繁多的数千件随葬品，见证了长沙国上层贵族生活的铺张与奢华。
精美绝伦的漆器，巧夺天工的丝织品，充满神秘与梦幻的帛画，都是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平的杰作；内容丰富的帛书，反映了西汉初年的思想文化面貌、社会风俗及科技发展水平。马王堆汉墓的棺椁制度，与中原地区的汉墓一样，沿袭着周代以来的礼制；马王堆帛书中的黄老思想，正是西汉前期所倡导的政治指导思想。所有这一切表明，此时的长沙国在保留本土特色的同时，与中原地区仍然保持着同步发展的势头。如果说，马王堆汉墓只是上层人物的生活缩影，那么，里耶秦简和走马楼吴简，则如实记录了基层社会的基本情况。这些简牍都是当地官府的档案文书，内容包括赋税的缴纳，徭役的征发，户籍的管理，吏员的任免，各类公文的上传与下达，各种法令规章的制定与执行，凡属地方行政事务，几乎无不涉及。这些都是史官不屑于浪费笔墨的琐事，却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福祉安康。里耶秦简告诉我们，早在秦统一之前，湘西地区就已处在秦政权的有效管理之下。
从里耶秦简中，可以看到行政文书固定成熟的格式、简练的语言以及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可以肯定，秦人征服了哪里，秦的各项制度也就推行到哪里，在秦王朝的版图之内，各地都实行着统一的政令。
里耶秦简中有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乘法口诀表，与里耶秦简一同出土的其他器物，则呈现出秦、楚、巴蜀等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湘西人与其他地区的姓一样，在势不可挡的统一战争中，承受着历史的巨变。走马楼吴简的性质一如里耶秦简，而吴简中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些名载史册的大人物，不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为他们埋单的，永远是名不见经传的黎民百姓。如果我们把秦汉时期作为一个分界线的话，不难发现，在此之前，湖湘地区在诸多方面都能与中原分庭抗礼，不少成就甚至遥遥领先；在此之后，湖湘地区前进的步伐明显放慢了，首先被中原甩在身后，继而又被江浙地区所超越……是早先的巨大成就滋生了自满？是丰饶的物产培养了惰性？是专制制度束缚了手脚？还是僵化的思想扼杀了创造的灵感？……在追思先民的伟业时，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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