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显恩，1937年生，海南省临高县人。196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5年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转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组建经济史研究室，任室主任、研究员，兼任明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会长、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曾受聘为美国Luce基金会访问学者、美国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会、大阪大学客座教授、瑞典隆德大学客座教授等。著作有《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多种专著与多篇论文。

    自涉足于徽学研究以来，恍忽间已历经40年。徽学对于我，如影随形，平生相伴。毫无疑问，徽学是我最重要的学术家园。八九十年代，虽然转为以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与此同时也没有忘情于徽学的研究。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徽学的蓬勃发展，在从事珠三角的同时更热衷于对徽州与珠三角的一些问题作比较研究。《徽州与粤海论稿》所书的文稿，要主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写下的。有少数几篇文章，如《关于徽州的佃仆制》等发表较早，但考虑到颇具史料价值而又不易查找，故也收入其中。
    16世纪，西方商业殖民者东来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汪直海商集团的被镇压所产生的后果，等等问题。本与徽商的演进、与江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变迁，是紧密相联系的，却也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这些至关重要，又富争议性的问题，在拙稿的有关篇章中，不揣冒昧提出，并发表肤浅的看法，旨在抛砖引玉。

    终于导致或垄断某一行业，或占据某一城区，开辟商业据点。他们借助宗族而形成商业网络，相互扶持，互通信息，甚至联合行动，击败竞争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徽州未曾发现如同珠江三角洲般由祠堂族长出面经营产业，如开族店、承垦沙田等，利益由族众均占的情况，而是在宗族内部采取互相扶持，以求共同发展。例如，婺源程栋在汉口营商得厚利，置有产业，“凡亲友及同乡者，借住数月，不取伙食，仍代觅荐生业”。这同徽州本土族内实行的道义经济相对应，与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内部趋向于经济上的公平分益迥异。
    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组织，如前所述，是因商业化的出现而推行的，并随同商业化的加深而日益庶民化、普及化的。宗族制和商业化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宗族制的盛行，既表示边陲地区对正统文化的认同，又是新兴的士绅阶层将正统文化与自己的带有商品意识的价值观相糅合的结果。明中叶，以酿酒生意发迹的南海“太原霍氏”晚节公把“酿酒之法”写入“家箴”，告诫子孙世代遵守。清代康熙年间，这一家族又将有关手工业和商业的注意事项写进家训，以规范子孙的行为。表现了其对工商业的关注和支持。
    珠江三角洲宗族组织对商业的关注，不似徽州般只是为求致富而缙绅化。他们在缙绅化的同时，也直接用其货币经济的力量以通显。他们通过捐资举办公益事业，诸如积善堂、医院、育婴堂等等，而取得在地方上与士绅并列的名流地位。这说明已不完全恪守“官本位”的价值观。清末中山县人郑观应便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又说：“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郑观应视商为四民之纲，以商立国的思想，正体现了这种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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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者的步伐和学术的里程碑
我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代自序）
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徽州文化全书》总序
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
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
明中叶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
明清时期徽州的刻书和版画
关于徽州的佃仆制
徽州学在海外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共推徽学研究——序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
学术使命感与全情投入——序王振忠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
科学技术影响的隽永魅力——序汪明裕主编《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
徽商与徽州的文化底蕴——序汪明裕主编《古代商人》
史学的探幽索微与投入现实情怀——序叶鸣声、刘伯山主编《徽州文化研究》
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
16世纪广州市场结构、功能与动作方式的历史性变化
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s-1840s
粤商与广东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1
晚明清朱江三角洲区域社会情态的忠实记录——《盟水斋存牍》简介
清初李士桢抚粤政略与广东社会经济复苏
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
地权、法权与家族主义
中山县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
19世纪下半叶夏威夷华人首富陈芳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