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曜东，安微寿县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8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学金融，肄业而归。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行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杨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95年潘扬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1975年返回上海，现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

　　近代上海是世界城市史上的特例，政治格局、经济特点、社会结构、文化风格，都戛戛独造，自成一体，不能以寻常都市视之。至于人物，更是五方杂处，鱼龙混杂，既藏龙卧虎，也藏污纳垢。在这里，善恶、美丑、真假、新旧、光明与黑暗、合法与非法、地上与地下，相反相成，相摩相荡，产生了许许多多或广为流传或罕为人知的有趣有味的故事。近些年，上海史热持续升温，关于老上海书籍、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满坑满谷，其原因盖在于此。至于老书重印，老歌新唱，老店新开，老街新建，无不弥漫着怀旧的气氛，诉说着老上海的魅力。
　　在云蒸霞蔚、氤氲蓊郁的上海史热中，有一种努力最为可贵，这就是对那些栉风沐雨、履霜践雪的健在的老上海的访谈。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能谈老上海历史的老上海人，作为一种不能再生的资源，越来越稀缺了。虽说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人的寿命长了，但是，屈指算来，对于三四十年代上海有所经历有所记忆的人，至少已是八十来岁的耄耋老者，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步履蹒跚，这些人本已寥若晨星，何况其中记忆混沌、口齿含糊者又所在多有。档案过几年还可以再查，杂志过几年还可以再翻，小说过几年还可以再写，但是，留存在那些老上海脑海里的历史碎片，再过几年可能就晦明永隔，难以寻觅了。这就是老上海口述历史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本书口述人，孙曜东先生，是不可多得的老上海，其传奇般的经历，如果深入发掘，就是写三五部书，也绰有余裕。他是安徽寿县人，１９１２年出生，曾叔祖孙家鼐，为光绪皇帝师傅，祖、父均为官僚。他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留学美国，专攻金融，毕业后回沪发展，任法商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汪伪时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担任过大汉奸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坐过牢房，又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在扬帆领导下做秘密工作，策反过军统重要人物邓葆光，在政权递嬗之际，为辞旧迎新作了贡献。１９５５年潘汉年、扬帆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在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改造。１９７５年特赦，返回上海，晚年担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他曾富比陶朱，也曾穷若乞丐；与党国要人为伍，与大奸巨憝为邻；娶舞女为妻，与明星有染，姨太太可坐一桌。这么显赫的家庭背景，这么多彩的人生经历，或儒或商或政，或黑或灰或红，或京或海，或中或洋，忽焉上天，忽焉入地，忽焉纸醉金迷，忽焉冷清孤寂，曲折坎坷，斑驳陆离， 若非亲访亲闻，即令莎士比亚再世，也无法编造得如此离奇异常，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口述史，主要述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其珍贵性依“历－见－闻”顺序而递减。孙曜东先生此书的非常可贵之处，是其亲历亲见之比重相当大。
　　作为阔少爷、留学生、银行家，他是上海众多舞场、妓院、戏院、茶馆、饭店的财神爷，时常出入其间，非常熟悉这些场所的规矩、习俗、历史，书中对此记述翔实生动，尤其对舞场特点、舞女生涯，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长期在金融界工作，熟悉诸多银行家的经历、个性、风格、特点，如谈周作民之能，朱博泉之圆，吴鼎昌之闯，谈荔孙之精，陈光甫之明，述其家世，道其缘由，叙其事理，析其得失，探幽阐微，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其中许多感悟性、综合性的见解，不是从文字资料中可以总结出来的。
　　作为周佛海心腹，孙曜东与汪伪集团众多要人稔熟，记述颇多传神之笔，状梁鸿志之好诗近迂，述周佛海之好色藏娇，记谢芝庭之大都会血案，说唐寿民之八面玲珑，均亲历亲闻，绘声绘色，为有我之境，绝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三人成虎之类野史戏说可比。
　　青年时代的孙曜东，兴趣相当广泛。他好京剧，看戏、评戏、捧角，对于京剧界的掌故特别留意，所述京剧界秘辛珍闻甚多，所记马连良、余叔岩、程砚秋、章遏云等事迹，亲切而生动。他是足球迷，看球、踢球、追星，所述亲历的上海足球史片段相当有价值。其中记述他与伙伴们黑夜里痛揍黑哨洋裁判的故事，以“误打”对“误判”，以义愤对恶行，令人捧腹之余，感到有趣而解恨。
　　孙曜东在老上海生活三十多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风云变幻、陵谷兴替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所记史事，对于复原老上海那段历史，具有特别的意义。书中写道，近代中国兵荒马乱，地方实力派都给自己预留后路，以便打仗失败、政治失意后，好到租界当寓公，因此纷纷在上海租界置办房产，置办花园洋房的，就有刘骥在五原路，李鸣钟在香山路，刘郁芬在永嘉路，这些洋房都是托孙曜东管理或经租的。这对于理解近代上海冠盖云集的原因、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很有帮助。
　　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开头的这几句俯瞰历史、富于哲理的话，用来描写晚年的孙曜东心态，再恰当不过了。经过那么多的是非曲折，悲欢离合，看惯春花秋月，潮涨潮落，年逾九旬的孙曜东心静如水，宠辱不惊。他眼不花，耳不聋，思路清晰，心情开朗。叙述往事，不偏颇，不激愤，也不迎合时尚潮流。他失势潦倒以后，那些看重钱财、权势的姨太太，远他而去，各奔东西，他理解谅解，并无怨言。他平反昭雪以后，对他昔日上司周佛海，那是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汉奸，恶声不出于口，近乎为尊者讳。他的口述，有当事者的真切，审视者的清明，旁观者的幽默，但没有为自己辨诬的繁词，没有对落水者痛骂的垢语，冲淡平和，一片坦诚，其言实，其理朴，其情真。
　　现代史上，有相当一批搏风击浪、大起大落的风云人物，在风停雨歇之后，息影林泉，悠游卒岁，得高寿者并不少见，张学良、宋美龄、陈立夫，都活过期颐之年。我接触过的薛耕莘、陆久之，还有本书口述人孙曜东，也都过九望百。是什么营养在滋润他们那累累伤痕的生命绿树？我曾问过其长寿秘诀，他们各有各的说法。我想，遗传基因、规律生活等因素之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乐观达观。乐天者寿，达观者寿。进而为儒，退而为道，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这一进退哲学，真正明理不易，践行更难。孙曜东身跨两朝，学兼中西，大富大贫，大红大黑，两入牢狱而不改其为人宗旨，乐天顺命，可谓深得入儒出道之文化三昧矣。
　　本书的口述者是光绪帝师孙家鼐的曾孙，旧时的少爷、留学生、银行家，多彩的人生经历涉及梨园界、银行界、豪门望族的方方面面。书中亦有对那个年代网球、足球、舞厅等时尚生活的回忆。文笔生动有趣、故事摇曳多姿。

　　他曾富比陶朱，也穷若乞丐。与政府要人为伍，与大奸巨恶为邻；娶舞女为妻，与明星有染。显赫的家庭背景，多彩的人生经历，或儒或商或政，或黑或灰或红，或京或海，或中或洋，忽焉上天，忽焉入地，忽焉纸醉金迷，忽焉冷清孤寂，曲折坎坷，斑驳陆离……
　　——熊月之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有两家著名的堂会（在自家院子里搭台唱戏，由名角和票友登台演唱）。其一是晚清遗老、湖广总督陈夔龙家，他在民国后蛰居上海，住在孟德兰路（现在江阴路）一带。还有一家是法租界会审公堂中国方面的审判长聂榕卿，地点在现在卢湾区公安分局对面的一处大花园洋房里，他是我们孙家的姑老太爷——孙文正公（前清光绪帝师孙家鼐）的女婿。
　　我父亲每年带我到聂家看堂会。因为堂会固定安排在每年秋天，所以又叫“菊花会”。我就是在“菊花会”上与俞振飞认识的。他那时没有固定的职业，是唱昆曲的，昆曲不如京剧时兴，能够搭人家班唱戏就唱几天，搭不上也没办法，但“菊花会”是每年必来的。
　　俞振飞来聂家总是唱他的拿手戏《贩马记》和《游园惊梦》。他戏唱得好，笛子也配得好。吹笛子的是许姬传的堂兄许伯逑，号称笛王。后来他吹《贩马记》吹出了名，梅兰芳也要他吹笛子。与梅兰芳配《贩马记》的小生，原先是程继先和姜妙香，后来俞振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程与姜给挤掉了。
　　有一年程砚秋到上海来唱戏，演出前先到聂家拜客，正赶上聂家的“菊花会”，俞振飞一出场，立即把他吸引住了。程砚秋觉得论扮相，小生中再也没有比他好的了。一打听才知道是俞粟庐之后，认为有前途。程那时正求贤若渴，急需更换他的小生，因为与他配戏的王幼荃太老了，已经影响他的上座率了，于是托人说合，问俞愿不愿意跟他上北京，搭他的班，有了昆曲的底子，学京戏也不难。结果与俞振飞一拍即合，从此改变了俞振飞的命运。
　　俞振飞到北京后，加入了程砚秋的鸣和社（后改为秋声社），和程砚秋排演了一系列剧目，如《春闺梦》、《费宫人》、《梅妃》、《鸳鸯冢》、《赚文娟》、《青霜剑》、《谐趣缘》、《柳迎春》、《碧玉簪》、《女儿心》等，同时经程砚秋推荐，得拜程继先为师，系统地学习了小生中的纱帽生、扇小生、雉尾生、穷生的各类剧目。程继先按老传统，严格规范地从头教起，悉心传授，使他从一个昆曲小生发展成正宗的京剧名小生了。他还向老艺人张宝昆、王瑶卿、芙蓉草等学戏，并在堂会戏、义务戏中与杨小楼、荀慧生、尚小云等同台演出过，还跟随程砚秋的剧团到津、宁、沪、渝等各大城市演出，名声遂大振。这段时间差不多有五年光景，是俞振飞演艺生活的第一个高峰期。
　　抗战期间，有一段时间俞振飞基本不唱戏了，学做生意。其实他根本做不来生意，好在又有个朋友帮助他，这个朋友叫殷季常，是金城银行的当家副经理，苏州人，看到俞的境况，就常放款给他，每次不超过1000元，那时的1000元能抵10两黄金，可以做点事了，后来我也照此办理，在我的银行里给他开个户头，有了户头就可以透支，还可以抵押、放款，我也常放款给他，他可以以此维持生活了。
　　抗战胜利之后，梅兰芳先生恢复演出，再次请俞振飞“出山”合作。在抗战前，梅曾向俞学过昆曲，并在义演中合作演出过，此时俞就加入了梅剧团。到了后来，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只要在上海搭班唱戏，30天中总有一场《贩马记》。而这场《贩马记》的小生，就一定是俞振飞，这一场是必定爆满的。
　　网球在早年是外国人夏季里的体育运动。上海的法国总会、美国总会、斜桥总会（英国人的）、意大利总会、犹太总会里都有网球场，有的有几十片网球场。他们住的花园洋房带游泳池的不大多，而带网球场的则非常多，朋友们还以此招待宾客，所以打网球就像去舞厅跳舞一样，是休闲生活的重要部分。久之，就出现了许多私人举办的网球会（队），相互之间常有赛事，非常热闹。中国人打网球大概是从圣约翰大学开始的，因为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及其儿子都喜欢打网球，该校有很好的网球场，球队也很有名气，而在那儿读书的学生十有八九都染上了“网球气”，他们走上社会后也把网球爱好带了出来，所以后来中国人中也有了十几个网球会（队），相互间也常有赛事，也十分的热闹。1936年10月，我们几个中国人办的网球会，居然把当时的世界网球冠亚军铁尔顿（美国人）和梵恩斯给“捣鼓”到上海来了，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大师级的表演赛，这是在沪的外国人都没敢想像的事情，那是一段大快人心而又大开眼界的日子。
　　解放初，上海的网球一下子冷落了，外国人都跑了自不待说，中国人原有的十几个网球会也都停止了活动。因为那时大家都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为荣，而打网球，无形之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活动。况且，玩网球的历来都是有钱人家子弟，从球、球拍、球衣到球鞋、球袜都是进口的，一只球就要一元钱，一只球拍要十几元钱，而那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只不过二十来元，鸡蛋才卖三分钱一只，所以说它是贵族的玩艺儿，也不算过分。于是大家就很“识相”了。
　　可是陈毅市长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网球是一种体育活动，应当大力开展，工作之余也喜欢在草地上挥挥拍。他想找个强手跟他对对阵，于是请负责上海体育工作的沈家麟推荐人选。沈家麟就推荐了在我所主持的绿灯网球会当管事的侯大年。侯大年是我国第一代网球运动员，又是原大北电报公司的职员，为了能白天打球，宁可天天值夜班。他为人热情，热心公益事业，所以打球之余，陈毅市长也常从他那儿了解市民的情况。有一次聊到上海网球界的现状，侯大年把大家的顾虑抖了出来，说是现在已没人敢打网球了。谁知陈毅市长当即就表了态，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网球是体育运动嘛，什么资产阶级不资产阶级的！”侯大年一听大喜，立马回来告诉了网球会的朋友们，一下子就传开来了。这句话无疑是给网球运动打了强心针，大家心里有了底，胆气足了，手脚又开始活跃了。不久，市里成立了网球工作组，聘请我和侯大年负责具体事项。
　　抗战胜利之后，曾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长的梁鸿志当然锒铛入狱，初被关在楚园（上海建国西路25弄，原伪上海警察局局长卢英的房子），1946年4月移解提篮桥监狱，11月9日被处决。在楚园时我与他住斜对门，提篮桥时代亦是“隔壁邻居”。他监号31，我监号30。由于是“近邻”，又有些人事上的关系，同时他又好以诗示人，并以诗赠人，所以得见其于囹圄之中吟咏不废的状况。他在这期间，共得诗二百余首，集为《入狱集》和《待死集》，是其最后的一批诗。
　　国民党时期的提篮桥监狱，是个极典型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地方。只要有钱买通狱卒狱吏，什么信都能送得出去，什么东西也都能带得进来，外面有人接济的，里面人尽可以花天酒地。有的人过生日，甚至可以叫饭馆子往里面送整桌的酒宴。因家属们常去永安公司食品部买东西往里面送，后来竟由永安公司统一登记好，备好货，用卡车送进提篮桥。但是粱鸿志没有钱。一来他那汾阳路的豪宅不知被军统抄过多少遍了，他最为珍爱的《宋三十三名贤墨宝》（中有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苏辙、曾巩、陆游等人的手迹），已成为戴笠的战利品，其他文物书籍均巳星散，存在浙江兴业银行的几十万存款也已冻结归公，所以他两个姨太太手里都没有什么钱；二来他的人缘坏透了，因嘴巴不饶人把人都得罪光了。他原先手下的人也没人得过他的好处，故也没人讲他的好话。所以轮到他倒霉的时候，向人求救，自然是“十函九不回”了。所以，人家可以吃好菜好酒。他只能望眼欲穿，一旦有人见其可怜，分给他一点鱼，一碗面，或是几只月饼，他就感动得赶紧写诗致谢。尽管如此，他那两个姨太太对他还是不错的，尽可能弄些吃的送来。人家送菜，他家用大口瓶送汤。有一天又有东西送来，打开一看，竟是一包新鲜的荔枝，老梁久未“尝新”而顿生感慨，有诗曰：
　　猩红翡翠杂然陈，食罢临风一欠伸。
　　万事饱经惟欠死，何须明岁更尝新。
　　因我家有东西送来时常分点给他，他为谢我，不及等到放风，隔着墙头，从那边铁栅栏里递给我几颗。到放风时就以诗见示，因我已“尝新”，故这首诗也记得清楚。“万事饱经惟欠死”是写实，他那时真的觉得生不如死，但沉到诗里，仍有“临风一欠伸”的超然。
　　与梁鸿志在狱中唱和最多的是赵叔雍（即赵尊岳，常州人，晚清名幕赵凤昌之子，汪伪时任陈公博的秘书长，胜利后初关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后解提篮桥）。梁进提篮桥后的第一首诗就是给赵叔雍的，因为他们诗酒往还关系太深。章士钊不知梁在背后斥其文为“狗屁”，还来狱中探视，愿出庭为其辩护，还有诗给梁。梁此时用得着人家，故也有诗答章，具体内容记不得了。他写诗须向狱卒讨纸墨，狱卒不耐烦，曾当面嘲笑他：“梁鸿志坐班房，不问凶吉如何，倒还忙着做诗，真是十足的书呆子呀！”
　　梁鸿志到提篮桥后很快被提审，5月下旬被判死刑，此后的诗集为《待死集》。既然判死刑。来日无多，就更有些“打油诗”了，如发牢骚的《七无》诗等。他对判他死刑不服，提出上诉，法院又驳回，于11月9日执行。临刑那天正在放风，狱警提前把犯人都赶回监房，我们就知道又要提出人去执行枪决了，果真叫到了梁鸿志。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走过我的监号时说：“曜东，我恐怕要走了，保重！”不久就听到了处决他的枪声。后来听狱警说，临刑前梁写了两封信，一给蒋介石，一给家属。第一枪子弹卡了壳，第二枪才击中的，身子向右侧倒地而毙。

一、十里洋场掠影
银行家的餐桌
旧上海的足球队及其后台老板
30年代世界网球大师在上海
我所知道的舞厅、舞女和舞女大班
会乐里的第一奇人——含香老五

二、梨园人物漫录
从京津南下的戏迷世家
杨小楼“智夺”金少山
余叔岩中南海“打棍山箱”
杨宝忠“醉酒”掉胡琴
赶三一去无京丑
说不尽的梅兰芳
闲话俞振飞
一代名伶马连良
程砚秋及其传人章遏云

三、银行轶事琐记
“脑后见腮”银行家吴鼎昌
十万元起家的银行家陈光甫
朱博泉与上海票据交换所
中国银行初创时斯的总裁孙多森
周作民赤手空拳办银行

四、汪伪内幕杂忆
六十多年前的金融事界大血战
梁鸿志及其最后的几首诗
1945年的楚园与楚囚

五、昔日老友忆旧
“大怪”张伯驹及其被绑票的真相
卢小嘉与江浙之战内幕
军统要员邓葆光投共秘闻
珠宝大王铁宝亭
网球朋友和网球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