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发展自秦、汉以来就是建立在军事活动的基础上，它所以成为都城，主要是由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民族矛盾等特殊条件，并不是由于本身的经济优势。其经济上的贫乏与其政治、军事地位的上升几乎是同步而长。这种矛盾，早在它作为北方军镇的时期，就已经比较突出地暴露出来。每当幽燕地区有牵动全国形势的大的军事活动时，便需由运河漕运大批粮米来供应。曹操征乌桓，隋、唐两代征伐高丽，都是通过调运南方粮米供应军需的。不过，在北京建都之前，这种大的军事活动，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一般情况下，通过开发幽州周围地区，进行军屯，发展贸易等，还可以维持这个城市的正常生存。建都以后则不然，整个王室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大量的军队，长期驻扎在这里。加上为这些机构服务的人员，形成一个很大的消费集团。这样一来，凭借幽燕地区本身的经济力量，显然不能保证起码的生存条件。于是，转输、漕运，便成为旷日持久的事情。
辽南京只是个陪都，粮食问题已突出起来。幽燕地区是辽朝的重要财富基地，契丹人不仅想从这里取得赋调、金帛，还想以幽蓟粮食接济草原。但由于辽初即开始大规模对中原用兵作战，这里粮食反而常常不能自给。为解决这个问题，辽朝经常从两个方面向燕京输入粮食。一是辽东地区，二是大同地区。史书对这方面情况均有记载。《辽史·圣宗纪》载，太平九年（1029年），燕地仍岁大饥，“户部副使王嘉复献计造船，使其民谙海事者，漕粟以振燕民，水路艰险，多至覆没，虽言不信，鞭楚榜掠，民怨思乱”。由此引发了东京大延琳起义。起义军囚禁了东京留守、驸马肖孝先及南阳公主，杀掉东京税务长官韩绍勋和王嘉。这次起义得到辽东地区的渤海、女真、高丽等各族人民的响应，足见当时自辽东调运粮食规模很大，影响面颇广。从云朔方面向燕京输送粮食的情况，《辽史》也有记载。
如开泰六年（1017年），“南京路饥，挽云、应、朔、弘等州粟振之”（《辽史·圣宗纪》）。
金人正式在燕京建中都后，粮食问题更加突出，常自淮北、山东、河南诸地定期漕运粮米入京。除粮食以外，还向京师输运大量物资。“正隆六年，将南征，以绢万匹于京城易衣袄穿膝一万，以给军。”（《金史·兵志》）当时，物资、粮米均需漕运。故金代对漕运管理十分严格。春季冰消开始运输，至暑期暴雨前停止；秋运从八月开始，冰凝结束。运夫按规定给以“脚直”。大定四年（1164年）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以八月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余万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承安五年（1200年），“边河仓州县，可令折纳菽二十万石，漕以入京……仍漕麦十万石，各支本色”。（《金史·河渠志》漕渠条）
元、明、清3代，北京作为全国首府，所需物资、粮米自然更多。元代大都路直辖6县10州，有人口401350（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历史纪年》）。泰定二年（1325年）九月，仅海运江南漕粮就有170万石至京师。明、清之际，每年输运京师的漕粮可达三四百万石，还不包括布匹、盐斤以及修建宫室所用的各种石砖、木料等。
以上大量材料说明，北京这个城市，是一个仰仗全国经济供应的都城。对于这种情况，历代建都北京的统治者并非不知。假如在大运河修通之前，北京建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有了大运河，有了比较发达的运输条件，才使北京建都从需要变为可能。自元以后，河、海两运同时长期发展，江南物资直接补给京城，使北京这个经济贫乏的城市，靠外部“输血”以保持自己强大的政治、军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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