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对吐火罗语和吐火罗问题的关注,开始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那时我还是20岁左右的青年,刚进大学,对古代中外交通史和19世纪以来兴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颇感兴趣,看了钱晋华先生翻译的裴特生(Holger Pederson, 1867—1953)著《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和冯承均先生翻译的《吐火罗语考》(收入列维和伯希和的文章共4篇),了解到吐火罗语的发现和研究,是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大事;而吐火罗语的定名,又涉及到一系列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这就是所谓“吐火罗问题”(The Tocharian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