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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佳木，研究员。江苏南通人。1946年生于黑龙江佳木斯。1970年毕业子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75年进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1981年任陈云秘书。1987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任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兼第四编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12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目前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代表著作有《陈云年谱》、《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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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更加离不开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也更加离不开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因此，中外历史学家的此次交流势必会对中外关系的健康积极发展有所裨益。本书是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的研究成果，共收入与会论文49篇，虽然由于学者身处不同环境，掌握的材料不同，观察的角度也不同，因而对同一历史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有所不同，但也正是这样，碰撞出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更有助于读者全方位地深入了解某个历史事件。 马克思说过，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不同民族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它的外部世界互动的历史。中外历史学家们有责任加强相互交流，让中国更充分地了解当代世界的历史，也让世界更充分了解当代中国的历史。这种交流有助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助于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朝着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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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五、叶剑英既是后盾，又是高参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叶剑英也是关键人物之一。由于叶剑英在军队德高望重，因而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良的周边环境；又由于叶剑英长期处于权力上层范围，因而他与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叶剑英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的作用，实际上也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满意的前提和条件。从范硕著《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一1976》一书中可以看出，在发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机器运转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与军队的老同志和实权人物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肖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经常联络，探讨时局，密商对策。这些党内、军内有影响的人物的存在，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即使是“四人帮”阴谋可能得逞一时，但最终难逃覆灭下场。 　　在华国锋未找叶剑英之前，叶剑英的动作主要是防御性的，如他要军队实权人物掌握好部队，注意观察动向，加强战备。他们也谈到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仅仅限于“要解决”的初级阶段认识，至于怎样解决“四人帮”、由谁来组织和领导解决“四人帮”的高级阶段认识，他们当时尚未达到。 　　捅破这层纸的核心关键人物是华国锋。他戳穿了一个当时谁也不敢主动戳穿的问题，这是需要付出极大的风险成本的。华国锋之所以敢找叶剑英戳穿，是因为华国锋与叶剑英比较熟悉。“文革”期间，叶剑英在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尽地主之谊，担负起照顾叶剑英生活的职责，故两人接触比较多。这段宝贵的经历，实际上为尔后两人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联手埋葬“四人帮”反党集团打下了基础。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的直接见面不可能次数过多，因为“四人帮”也有耳目和眼线。假如“四人帮”发现华、叶之间接触频繁，就会马上引起警觉，这对粉碎“四人帮”斗争只会增加不利因素。叶剑英在党内、军内上层的庞大关系网，是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的丰富政治资源。这个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存在，就是一种作用发挥，就是一种坚强后盾。虽然叶剑英和华国锋不可能像华国锋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那样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案细节，但叶剑英肯定出过一些好主意，甚至是质量很高的主意。例如，在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经李先念转达，叶剑英突然给华国锋提出：张春桥之弟张秋桥经常去昌平坦克六师活动，如果这个部队的某些人支持“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把坦克开进京城怎么办？华国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找来吴德、吴忠商量对策，分析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并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充分准备。 　　叶剑英对汪东兴施加的影响，恐怕仅次于或不低于华国锋给汪东兴施加的影响。正如华国锋后来回忆说的：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吴德口述亦证实：“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最关键人物之一。这个大力中，既有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也有叶剑英的坚定支持。 　　也许会有人说：即使没有华国锋，叶剑英也能粉碎“四人帮”。实事求是讲，凭借叶剑英当时联络、团结和掌控的力量来说，要拿下“四人帮”可能不成问题。但是，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国锋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因为按照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以及中华民族的心理习惯，“上压下”是合法的，“下克上”则是非法的。华国锋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和圆满性，也方便了我们对后人、对历史的负责任的交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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