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像一块大磁石,吸引着海内外青年,投进革命的洪炉里,锻炼成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菲律宾,我就向往延安,像游子怀念母亲,希望早日投入她的怀抱!
1935年,我在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级任老师董冰如先生,是个矮矮胖胖的湖北人。(解放后重逢,我才知道他原名董锄平,1922年的中共党员,曾参加大革命和南昌起义。)董老师在华侨中学,领导进步师生组织“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在董老师的培养教育下,我成了救国会的常委,参加编辑《救亡月刊》。1936年,董老师知道我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卖报,就把每期200份《救国时报》交给我推销,并嘱咐我不能像卖《华侨商报》和《前驱日报》那样沿街叫卖,只能半公开推销,卖不掉的可以送给进步的同学、工人或店员。
《救国时报》是在巴黎出版的,报上登了许多抗日反蒋的文章,也有中国工农红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消息。报上经常刊载王明的文章,王明名下括弧里印着陈绍禹。当时我不知道王明是何人,只对他同时用两个名字感到奇怪。到延安后才听说,这报纸是中共在巴黎办的,主编是吴玉章同志。
每期《救国时报》来了,我都贪婪地阅读,像吸水的海绵,汲取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这些理论变成《救亡月刊》的灵魂,我们常用它的观点,撰写自己的论文。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董冰如老师乘年假去香港,回来后对我们说:“国共又要合作了,今后要宣传全国一致抗日,不再反蒋了,要团结蒋介石的军队共同打日本。”
1937年1月号《救亡月刊》,我们发表了一篇《国共合作的一线曙光》的社论,我还写了一篇揭露汪精卫(西安事变后,汪匆忙从德国归来,曾路过马尼拉)勾结日寇和何应钦,阴谋进攻西安,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文章,登在同期的《救亡月刊》上。这一期,还用了一幅绥远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抗战的照片作封面,照片上两个士兵在阵地上握着机关枪向日寇射击。《救亡月刊》是16开铅印本,经费来源靠刊登广告和爱国华侨捐助。
不久,听说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总部移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的红都,成为抗日救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到延安去!一粒希望的种子在我的心中萌芽。怎么去?不知道,因为道路遥远,如何筹备回国旅费,回国后如何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到陕北,都没有把握,何况当时还有个对我很好的女同学,怎舍得断然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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