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元旦，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到了岭南，去了广东和广西，他和其他许多旅游者一样，对于这两个省的印象截然不同。为了对抗南京的蒋介石，两广的当局一直团结得像兄弟一样。当红军过境时，他们恐惧的倒不是夺路而行的红军，而是尾随而来的南京军队。
从中央苏区撤退两个月后，中央红军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湘江一战，亲历者至今回忆起红军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悲壮一幕，仍然是心有余痛。1935年的1月，在贵州的遵义，红军的将领们无法忍受这样重大的伤亡，拥护毛泽东复出。毛泽东的复出，后来被公认为红军、共产党乃至中国命运的一大转折点。但在当时，奇迹并没有出现，为了摆脱追兵，衣着单薄、营养不良的红军队伍不得不向越来越荒凉的西南、西北方向寻找生路。在那一带，他们的敌人与其说是国民党的追兵，不如说是大自然的严酷考验，饥饿、寒冷、草地等各种因素都在威胁着这支人数越来越少的军队。
1935年，蒋介石的政府对日本曲意承欢。日本外相广田刚提出亲善外交，蒋介石、汪精卫就立刻附和，双方军政高官频繁互访民间的经济代表团也你来我往，中日关系出人意外的迎来了小阳春。也许，这一个中日关系由公使升格为大使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5月17日，日本首先决定将两国关系从公使级提升到大使一级，英、美、德等相继效尤。可是国人刚刚破涕为笑，华北危机来了，白银危机发生了，大家立刻啼笑皆非，预感大祸临头了。
1935年，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但日本却毫不留情地断了南京政府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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