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自创建后，始终处于优势国民党军的不断进攻与“围剿”之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能否生存与发展，除了客观因素之外，领导者的主观指导正确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战略战术运用得当，红军就能以弱胜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部队和革命根据地就能得到壮大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反之，主观指导脱离客观实际，战略战术运用错误，就会给红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红3军之所以离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前往黔东。就是因为错误的战略指导，导致湘鄂西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不断掀起。“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可是，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甘心于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失败，积极调集兵力，部署新的“围剿”。1932年夏，蒋介石亲任豫鄂皖3省“剿匪”总司令，调集40余万兵力，向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其中，“围剿”军左路军的11个师、7个多旅共10万余人，重点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当时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体包括湖南、湖北两省所属的京广铁路以西，洞庭湖、沅江、酉水以北的广大区域。大革命失败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上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方针，中共鄂中特委、鄂西特委先后领导了沔阳、公安、石首、枣阳、汉川、华容、当阳、荆门等县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多支游击队。并先后成立了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和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鄂西特委，创建了湘鄂边红军第4军和鄂西红军中央独立师（后扩编为红军第6军）。在此期间，中共鄂北特委和巴东县委，分别领导创建了红军第26师和红军第49师。上述革命武装经艰苦斗争，先后在湘鄂边、洪湖、襄（阳）枣（阳）宜（城）、巴（东）兴（山）（秭）归及鄂西北等地创建了多块根据地。因为这些根据地（包括红军）统一由中共湘鄂西特委和后来成立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所以被统称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其中，由于洪湖根据地规模最大，又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机关所在地，因而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代表。
国民党军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也是以洪湖地区为重点。洪湖革命根据地经过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后。至1932年间，已经扩大到东西250余公里，南北100余公里的广大范围，拥有近300万人口。红3军发展到下辖3个师，即第7、第8、第9师，共1.5万余人，拥有各种枪1.1万余枝。加上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湘鄂西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共达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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