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编辑部<br> 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前，《新青年》6卷2期曾经公开发表一则《编辑部启事》：“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br> 这里所说的“私人的组织”，其实是志同道合的同人组织。作为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最早出现的同人刊物之一种，《新青年》的异军突起与北京大学在思想教育界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是《新青年》同人应对内忧外患的策略性话语。<br> 关于《新青年》编辑部的重新考证<br> 自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4卷1期始，至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6卷6期止，《新青年》杂志共有3卷18期是由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的。要正确理解《新青年》杂志与北京大学之间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就必须弄清楚一个最为基本的历史事实：在这3卷18期中，究竟有哪些人正式主编过《新青年》杂志？<br> 查《周作人日记》，1917年8月9日有如下记录：“晴，上午往大学收7月上半月俸……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仍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11时去，夜颇热。”<br> 这是已经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一起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沿的钱玄同，第一次登门拜访寄住在绍兴会馆的周氏兄弟。鲁迅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br> 到了9月17日，周作人又在日记中写道：“阴，风。……以前论交钱君转送《新青年》。夜大雨。”<br> 这里所说的“前论”，就是周作人于7日开始从《北美评论》第717期抄录翻译的学术论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全文长5000多字，原作者是英国学者W.B.Trites。这篇用较为浅显的文言文翻译的论文，三个多月后正式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1期，是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br> 1918年1月23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往校，进德会记名为乙种会员。收《新青年》4卷1号8本，以赠霞卿……午至教育部同大哥及齐、陈二君至和记午餐。下午往寿宅，3时返。半农来谈。晚11时去。”<br> 在同一天的《鲁迅日记》，有“午二弟来部，并邀陈师曾、齐寿山往和记饭。午后寄季市《新青年》一册，赠通俗图书馆、齐寿山、钱均夫各一册”的记录。<br> 鲁迅笔下的季市，就是刚刚调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教育部同事许寿裳。他之所以如此慷慨又如此郑重地拿《新青年》送人，是因为其中有同胞兄弟周作人的译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他自己当时也正在酝酿到这份同人刊物中大显身手。<br> 在由钱玄同负责主编的《新青年》4卷2期中，周作人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作品《古诗今译》。按照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蔡孑民二》中提供的说法，所谓“古诗”就是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翻译时间是1917年9月18日，11月14日又加添了一篇题记，“这篇译诗与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br> 查《周作人日记》，1917年12月31日项下有“下午寄家信。又《广陵潮》一本。又以纪事稿寄半农”的记录。这里的“纪事稿”就是《古诗今译》，它并没有发表在刘半农主编的《新青年》4卷3期中，而是提前用在了钱玄同主编的4卷2期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新青年》各期主编之间，是存在着互通有无的合作关系的。<br> 《新青年》4卷2期送到周氏兄弟手中，是1918年3月8日的事情。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留有“上午往校，致陶君函，收2月上半月俸，至广学会购《性之教育》一本。下午往寿宅。收到《新青年》10册，以一寄霞卿，一还君默。3时返寓……”的记录。<br> “陶君”就是《新青年》4卷4期的主编陶孟和，当时他正在积极组稿。在此之前的1918年3月6日，《周作人日记》中留有“上午往校得陶孟和君函并The Nation一本，……晚译库卜林《皇帝之公园》一篇予《新青年》，11时了”的记录。在此后的3月11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又有“晴，上午往校，以小说稿交适之”的记录。这里所说的小说稿，就是译自库卜林的小说《皇帝之公园》，周作人是通过胡适把该稿转交给陶孟和的。<br> 在更早前的1918年2月10日，《周作人日记》中另有“晚半农来，11时去。交予……小说一首，题目《童子之奇迹》，入《新青年》”的记录。这篇翻译小说随后以“童子林的奇迹”的标题，刊登于刘半农主编的《新青年》4卷3期中。<br> 周作人收到《新青年》4卷3号的时间是1918年3月29日，他在当天日记中留有“晴，上午往校寄家信，收《新青年》10册。下午往寿宅。归校后微雨，至法科访半农，同至研究所。天又雨，有雷，7时返寓”的记录。在这期杂志中，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标题，刊载有王敬轩与刘半农的来往书信。“王敬轩”是钱玄同所采用的化名，他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王敬轩致诸子书》中，公开点了林纾、严复等老辈人的名字，从而为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提供了痛加驳斥的活靶子。有关资料显示，陈独秀、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人直接参与了这两封“双簧信”的策划工作，胡适和他远在美国的好友任鸿隽等人，却对此事持有异议。应该说，北京大学法日派教授和欧美派教授在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所形成的尖锐对立，早在此时就埋下了伏笔。<br> 在《新青年》4卷3期中，还刊登有一则《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br> 这一启事，是《新青年》杂志由按稿计酬的普通刊物转变为无偿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标志。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其实是“编辑部同人”之外的二级同人。<br> 由陶孟和主编的《新青年》4@4号的实际出版日期较为滞后。查《周作人日记》，1918年5月1日有“上午往校收《新青年》5本”的记录，5月3日另有“上午往校又收《新青年》3本”的记录。到了5月6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上午寄季市《新青年》第四本乙本”的记录。<br> 在《新青年》4卷4号的通信栏，有孙国璋、钱玄同、陶履恭、胡适之间标题为“论世界语”的通信。到了由钱玄同主编的5卷2期中，另有区声白、陶履恭、钱玄同、陈独秀之间标题为“论世界语”的通信。在钱玄同以主编身份写下的《区声白、陶履恭信跋》中，有这样的表示：“我对于提倡Esperanto的意见，稍有致孟和一信，登在四卷二号，尚未蒙孟和答复，现在似乎可以不用多说。但四卷四号孟和答孙芾仲君信里所说的‘未曾学过外国语者，不能示以外国语中之新天地’；玄同对于这句话，惭愧得很，玄同于外国文，只略略认得几个日本假名，至于用ABCD组合的文字，简直没有学过，哪里配懂得‘外国语中之新天地’呢？”<br> 这段话 的Bsperanto，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世界语，孟和即北京大学教授兼《新青年》轮值主编陶履恭，孙芾仲即孙国璋。由此可知，钱玄同确实没有直接参与《新青年》4卷4号的编辑工作。而在整个第四卷的6期杂志中，除了陶孟和主编的4卷4号和胡适主编的4卷6号即“易卜生专辑”之外，其它4期中都有钱玄同以记者身份留下的跋语即“编者按”。换言之，除了《新青年》创始人陈独秀之外，《新青年》同人团队中参与编辑工作最为踊跃的，就是钱玄同。而陶孟和的“未曾学过外国语者，不能示以外国语中之新天地”的表态，对于《新青年》同人中只到过日本的陈独秀、沈尹默、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以及连日本都没有去过的刘半农，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冒犯。<br> 在《新青年》4卷4号出版之前，由沈尹默负责主编并由钱玄同、刘半农协助编辑的《新青年》4卷5号的组稿工作，也已经启动。1918年4月2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得陶孟和君函索《域外小说集》”的记录。4月4日有“下午往校，致陶君函，《小说集》二本……至法科访半农，遇玄同谈至5时方返”的记录。4月8日，周作人收到日本中西屋邮寄的三本书，其中一本是日本白桦派作家、新村运动的组织者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4月11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作杂文一篇，12时后睡。”4月12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上午往校，以文交君默，下午3时返”的记录。<br> 周作人所说的“杂文”，就是随后发表在《新青年》4卷5号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到了4月17日，周作人另有“上午往校，……以译文交予玄同”的记录。这里所说的“译文”，就是与“杂文”一同发表在《新青年》4卷5号的《贞操论》，原作者是日本女学者与谢野晶子。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