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上海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兼法务总长申圭植以临时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广州护法政府，对孙中山进行了访问。1919年4月，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法租界成立以后，主要通过外交手段从事独立运动。为了参加太平洋会议，登上这一外交活动舞台，并试图通过参加太平洋会议来推动独立运动的发展，必须首先取得护法政府的支持，申圭植广州之行的目的也便在于此山。
申圭植的女婿、时任上海交通部电报局职员的闵弼镐担任申圭植此行的随行秘书。1942年，即申圭植广州之行20余年后，闵弼镐在重庆回顾当时情况，以《中韩外交史话》为题，发表了回顾录。闵弼镐在此书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申圭植访问广州的日程。书中记载到申、孙二人在广州观音山的总统官邸进行了会谈，在广州东较场的北伐出师典礼上临时政府向孙中山奉呈了国书，还记录了申圭植在广州的各项活动。此书成为记载上海韩国临时政府在韩、中两方之间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广州护法政府及孙中山对上海临时政府所给与的支持与援助的惟一证据而为学者所广泛引用。
然而，《中韩外交史话》一书作为史料，其可信性尚应进一步考证。特别是该书中所记录的日期与其他相应事实的记录并不一致，因而，书中记载的事实本身也可能有可疑之处。例如，书中记载1921年11月3日申圭植与孙中山会面，而那时孙中山并不在广州；书中还记录申圭植一行12月末离开广州返回上海，而在此之前12月14日申圭植已在上海活动，此类关于日程的记录似乎都与周围发生的其他事件无法吻合。
在这一问题上，日本的狭间直树教授首先提出疑问，然后森悦子氏又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明确了访问日期，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证性研究仍显得不足，研究这一问题的角度也有一些问题。鉴于这一点，笔者在本文中将对可以作为申圭植广州之行事前准备的广州中韩协会的组织活动以及申圭植一行广州之行的日程进行探讨，继而集中研究申孙会谈的内容及其中成为焦点问题的护法政府对临时政府的承认与否问题，以此为基础，推断孙中山在韩国独立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2．广州中韩协会的成立与活动
众所周知，自从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以后，韩国的许多独立运动家流亡到中国。因而，中国也就成为韩国独立运动最重要的基地，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这一事实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上海不仅是国际性的交通中心，也是韩国独立运动家的重要活动据点。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报告，在上海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的1919年3月，当地的韩国人人数不过300余人，而到了临时政府成立的4月份，人数骤增了700余名。这其中，从韩国流亡到上海的独立运动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一情况也反映了上面所说的事实。
基于这一原因，加强与当地中国人的团结成为在中国开展活动的独立运动家的重要任务。从独立运动发展的全局考虑，也迫切要求加强与中国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也有与此一致的想法。1910年日本完全吞并韩国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全面展开。这使得中国人对韩国的独立运动予以同情和关心，加强与韩国独立运动家们的交流与联合也成为一种需要。韩国独立运动家与中国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临时政府成立以前就已蓬勃展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申圭植为中心、在上海成立的新业同济社的组织与活动山。
1919年4月成立的临时政府继续沿袭这一方针，把加强与中国方面外交交往及与中国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确定为重要政策，并为切实实现这一政策而不懈努力。在临时政府颁布的施政
方针中，五项外交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开展对中国的宣传外交活动，建立“韩中亲睦会”。在临时政府具体的外交方案即“发展与各国交往事务”中，第一案便是成立“对中国外交团”。与这一政策相应，自1921年初开始，在各地出现了名为中韩互助社的组织。3月，在长沙和安徽分别成立中韩互助社。4月，在汉口与上海，中韩互助社也相继成立。时至5月，联络各地中
韩互助社的全国性组织——“中韩互助总社”在上海成立。
现将以上论述做一简要总结。申圭植的广州之行是上海临时政府为能参加太平洋会议而进行的外交手段的一环。临时政府希望能通过这一行动，取得护法政府的支持承诺，或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中国代表或广州方面的支持。希望参与太乎洋会议并通过太平洋会议取得外交上的成果，是当时处于严重危机中的临时政府领导者所面临的迫切任务，申圭植的广州之行就是这一愿望的表现。
关于申圭植访问广州的日程，由于几种资料都不一致，因而很难下结论。综合一些资料的记载，结合当时的各种情况，推论为申圭植1921年9月末抵达广州，10月初谒见孙中山，10月
10日左右举行了正式接见及国书奉呈仪式。这之后，申圭植在广州停留了两个多月，最后于11月末返回上海。
在申圭植与孙中山的会谈中，对于申圭植所提出的5项要求中的临时政府与护法政府相互承认问题，双方都只实现了一种缺乏严格性与合法性的“事实上”的承认。为了配合申圭植的广州之行，临时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决议，承认护法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通过申圭植将这一决议转达给护法政府。而临时议政院（国会）并未讨论这一问题，也未通过任何决议。护法政府也大体相同。孙中山与申圭植会谈时，口头上表示对临时政府予以事实上的承认，另外还允许临时政府代表常驻广州，承认两国事实上的外交关系。但在非常国会讨论之时，通过了韩国独立提案，而并未通过承认临时政府的提案，因而，对临时政府的承认并未取得合法效应。
然而，非常国会通过的韩国独立提案，其本身比临时政府承认案更为重要。另外，非常国会通过韩国独立提案的目的在于向太平洋会议转达对韩国独立的支持，而申圭植的广州之行也是要在太平洋会议问题上取得中国方面的支持，从这一点上看，申圭植的广州之行达到了预期目的，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上述对五卅运动的关心之高潮必然会延续到对五卅运动直接表明支持和支援运动，这是充分能够估计到的事实。但是，当时由于国内表明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包括劳动运动的一切社会运动都在日帝的彻底统治之下，所以表明支持五卅运动的立场不得不非常谨慎。当时韩国人支持五卅运动的动向，其形式肯定是多样化的。然而，笔者能够确认的，支持五卅的运动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个是，以青年运动势力和一些社会运动势力为中心的直接的支持运动。汉城青年会执行委员会为表示对中国罢工事态的支持，6月20日，决定在汉城的侍天教堂举行有关中国盟罢的演讲会，而且内定了发言人。因为没有有关演讲会的报道，所以无法确认举行与否及其结果，实感遗憾。
另一个是，一些运动团体通过发起组织孙中山追悼会，试图婉转地表明支持。据告知举行孙中山追悼会的简短的报道说，“6月15日，汉城的各团体代表聚在钟路中央青年会馆（YMCA），为纪念孙中山去世一百日（6月19日），决定举行追悼会，并商议了准备工作”，同时希望踊跃参加。这里所说的团体是何种团体，尚未看到证实资料。只是从《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两个民族报刊仔细报道的情况来看，与主持两个报纸的人物有密切关联的人或团体参加的可能性大。如果这些推论成立，也可以把参加“研政会”（1924年1月，曾商讨过，但未能组建的民族主义团体）的范围看成参加孙中山追悼会的团体或人物的范围，不过，这只是一个推论罢了。
当然，这些试图举行孙中山追悼会的背景里，包括对孙中山的关心。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领导者，当时备受韩国人的尊敬。特别是，1924年末，北上经由日本，孙中山在这里做了关于对大亚洲主义的著名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了亚洲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欧帝国主义的观点，引起了韩国人的关注。照此来看，这些延续到对孙中山去世和对纪念活动的关心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在试图举行孙中山追悼会的背景里，隐藏着比追悼孙中山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孙中山去世两个多月以后在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的支持意图。
我们能够理解孙中山追悼会直接联系到支持五卅运动的理由是，首先，孙中山追悼会虽说是为纪念孙中山去世一百日而举行，但是按照一般惯例，没有理由特别纪念去世一百日，尽管
如此，把五卅运动正酣的6月19日定为追悼纪念日。如果这样，人们可以认为，这个追悼会事实上与中国革命或者韩国人表明支持（其领导者孙中山的主义主张表面化的）五卅运动有直接的联系。《朝鲜日报》把孙中山追悼会取消的消息和召开中国盟罢同情演说会的消息一并做了报道，这也说明两个集会的相关性。这些相关性首先通过张廷灦的文章得到确认，他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6月24日，他以投稿的形式在《东亚日报》发表了文章。文章指出，这次上海事件是由于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实行不平等待遇所发生的，在这过程中，只有孙中山先生才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北上中的主张也一贯于包括撤销不平等条约在内的打倒帝国主义，孙中山先生主张不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就永远没有独立的希望，孙中山先生的这些主张才是这次事态（五卅运动）的预言”；强调主张反帝必要性的领导者孙中山，作为理解五卅运动的向导的孙中山的作用也就很自然地得到了强调，这一点作为引出支持五卅运动的导火线，提供了孙中山得到新的评价的契机。
原定于6月19日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由于日帝的镇压未能举行。日帝不准许的表面理由是，从国际关系（与外交问题相关）考虑，不妥当。当时五卅运动排斥的对象是日本的盟邦英国，如果在日帝殖民地韩国发生支持五卅的运动，也许会引起同英国的外交摩擦，日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但是五卅运动打倒的对象中不仅包括日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目标越来越对准日本。所以从日本的立场来看，韩国人追悼主张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孙中山或者表示支持五卅运动，必然会导致反口情绪，因而需要防患于未然，日本就是从这样的角度阻止了追悼会的召开。
国内言论对门帝的镇压做出了非常有趣的反应。《朝鲜日报》刊登了当代最著名的评论家、主笔安在鸿的评论，对日帝警察当局所采取的禁止集会措施，直接表明了抗议立场。安在鸿指出：“中国动乱轰动天下，日本警察当局以不稳为理由不允许邻接的韩国举行有关中国的群众集会，这正（对韩国人来讲）意味着全面禁止政治本身。”但是由于这篇文章《朝鲜日报》又一次被查封，就连这样的抗议也得不到传达到一般读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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