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授非常之权
咸丰十一年十月中旬，以慈禧、恭亲王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作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即由曾氏节制两江三省及浙江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级文武官员均归曾氏调遣。曾氏身为两江总督，两江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文武理归节制。浙江省与福建省合在一起，上面还有闽浙总督，其衙门设在福州市。按常例，浙江省的军务由闽浙总督节制。朝廷将浙江从闽浙体系中分出来，交由曾氏节制，这是一个特例。东南战场，主要就是这四个省份。现在都交给曾氏，也就意味着朝廷已将整个东南战场交给曾氏了。东南这四省既是当前的主战场，又是朝廷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其每年所提供给中央的银钱几为全国之半。故当时的野史常有曾氏为半壁河山之主的说法。无论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还是对于东南战事来说，这都是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举措。之所以有此举措出台，显然是因为中央政府换了老板的缘故。
目前中央政府的格局是慈安、慈禧、恭亲王三驾马车。慈禧虽然精明强干，热中权力，但在两宫中她的地位偏低，且她对外部情势尚不十分了解，故而她一人专权的时候还没成熟。慈安一向性格柔懦，对政治与权力兴趣不十分浓烈。因而，在对国事的处置上，这三驾马车中掌管方向盘的此刻还是恭亲王。据史载，恭亲王无论在器局见识上，还是在办事能力上都比咸丰要高一筹。他显然不像咸丰那样对曾氏及其湘军集团又用又疑，而是较为大方地予以使用，让曾氏感觉到朝廷对他的全盘相信。无疑，新班子的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当时浙江省的军情已完全与江苏南部的军情连成一气，把浙江军务交由曾氏节制，将更有利于江南战场的统一筹划统一指挥，从而推进江南战局的发展，早日结束江南战事。这个结果的最大得利者自然是朝廷，是皇家。
出于对曾氏的成见，多年来，咸丰对曾氏不是那么完全相信的，咸丰的这种态度无疑给曾氏及其湘军集团带来过浓重的心理阴影。新班子-上台，便作出这样一个少见的特别决定，很可能也与消除曾氏对中央的隔阂，换取他对新主全心全意的效忠有关系。
然而，老于世故的曾氏自有他的考虑。出于他的考虑，他请求朝廷收回节制四省的成命，将浙江军务交给左宗棠去督办。他的考虑，在折子上明写的是三点：一是他的能力欠缺：“自顾非材，实难胜任。”二是没有这个必要：“大局所系，必应统筹，臣本未敢稍涉推诿，不必有节制浙省之名而后尽心于浙事也。”三是左宗棠可以担负这个重任：“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除开这三点原因外，笔者以为至少还有两点，是他心里所想到的，而不宜在奏折上写明。
一、作为史官出身，曾氏对前代史册中那些因过大的权力而招致不测之祸的记载，深怀恐惧之心。曾氏的这种心思在许多时候都流露出来。他说过：“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他又说过：“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少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还说过：“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复出之后的曾氏，其为人处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便是胡林翼所指出的“谨慎之过”——谨慎过了头。既深知权大的负面影响，又过于谨慎，这就势必导致曾氏在超出常规的权力面前的临履之感。他的不兼统浙江的想法，就不完全是出于矫情。
二、眼下浙江军务的督办者左宗棠，是曾氏所熟知的一个人物。左的为人，也正如胡林翼所说的“才高而偏激之过”。左是大材，但自视甚高，性情偏激。这种人只能在人之上而不能处人之下。左曾经表示愿意在曾氏帐下自领一军，曾氏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其内心深处便是担心左不好领导。果然，左后来奉旨组建楚军，其营制就完全与曾氏所制定的营制不同。可见，左是不愿意居曾氏之下的。现在，朝廷要曾氏来节制左，难保今后不发生不愉快的事，故而不如早推辞为好。
这道奏折中，曾氏为恳请收回成命时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笔者相信，这句话对当时的当国者会有很大的震动性。非常之权，不宜轻易授予。这句话的背后应该潜伏着这样的台词：否则，将有可能导致非常之变。这的确是真心实意且目光高远地为朝廷着想的话。怪不得新班子在接到这道奏折后，回复了一段带有感情色彩的朱批：“曾国藩奉节制江浙等四省军务沥陈恳辞一折，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深堪嘉尚。惟左宗棠业已降旨，令其督办浙江军务，并准其自行奏事。江浙军情本属相关一气，凡该大臣思虑所到，谅无不协力同心，相资为理。节制一事，该大臣其毋再固辞。”
但曾氏在接到这道上谕后，还是呈递了一份《再辞节制四省军务折》。这道奏折的重点便在阐述上次所说的“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至于节制四省之名，仍恳圣恩收回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决裂预存诿过之意，倘左宗棠办理毫无嚣成效，臣当分任其咎。所以不愿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
曾氏可能觉得上次奏折中只是提到一句，而没有将此层意思说清楚，让朝廷明白这是他恳辞的一个最重要理由，故不惜再次渎请。作为一个熟谙前史善于思索的政治家，曾氏对“权力”二字的分量及配置是研究颇深的。他在大权在握尤其是在湘军大功告成之后，对这些问题思考得更多更深透。历史证明，这场战争所带给晚清政局最大的后遗症便是曾氏所担心的“外重内轻”，最后爱新觉罗政权便丧失在这个“外重内轻”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往后的有关评点中再来细说。显然，曾氏的这段阐说引起了当政者的高度重视，也赢得了他们对曾氏的政治信任。曾氏很快收到回答：“兹据该大臣奏称：接奉恩谕，再陈下情，现在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恳恩仍收回成命等语。具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至起骄矜之渐。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例。曾国藩晓畅戎机，公忠体国，中外咸知。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所有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提督以下，仍悉归曾国藩节制。该大臣务当以军情为重，力图攻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之中，毋许再行固辞。国家用人行政，自有权衡，各路统帅谅不敢妄行矜诩，希假事权，以琐渎陈奏，上烦朝廷裁抑也。将此宣示中外知之。”
这段上谕，颇有点君臣推心置腹的模样。最后几句话更是警告他人不得援为成例，效法学样，意谓这是朝廷对曾氏一人的格外倚重。曾氏与中央政府，此刻似乎已到了肝胆相照、水乳交融的境地。当然，这只能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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