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个人或团体的活动，必然要受到历史条件和阶级属性的支配。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行径当然不能例外。他们的宗教活动，包括利玛窦著《天主实义》一类宣教作品，纯属神学唯心论范畴，是自不待言的；即使在他们对西洋学术的介绍中，也包括着若干隐私，透过这些隐私，可以看出耶稣会士的政治倾向。<br> 第一，利玛窦等人来华时，人文主义思潮已风靡于南欧、西欧各国，并以汹涌澎湃的气势，对以神权为中心的封建教会思想给予了有力的冲击。然而，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对文艺复兴运动都讳莫如深，在他们的口传笔授中，绝未透露有关信息。诸如达·芬奇、丢勒、马基雅弗利等文化巨匠，耶稣会士一个也没有介绍。这显然是耶稣会士保守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所造成的结果。<br> 第二，耶稣会士来华的主要功绩，在于介绍欧洲的自然科学，但他们所传播的，基本限于欧洲的古典科技，对18世纪出现的那些最富于革命性、危及封建神权基础的自然科学成就，却缄口不谈。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物理学、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都是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对于这些新学说，来华的耶稣会士，有的人是知道的。但他们或者守口如瓶，不作介绍；或者在介绍中偷梁换柱，加以歪曲。如汤若望曾简单谈及哥白尼学说中“地球自转”问题，又立即加以否定，说是“实非正解”。他还给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第一卷加上一个标题“天动以圆解”，似乎哥白尼也是主张天动而地不动的。这是对哥白尼学说的根本性篡改。利玛窦在介绍天文学知识时，还渗入了基督教的地狱说，如“地之中心有恶人受罚之地狱”等等。<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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