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黑暗的岁月里，一个民族的精神经受了彻底和严峻的考验，同时也揭示出他们是否有继续前进的意愿。通过这次考验，大平原的男男女女们给人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们大部分人都承受了近几代人所不曾必须面临的那样的沮丧。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灾难对一个社会的思考能力提出了挑战——要求它去分析和解释不幸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未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社会再遇到同样的灾难时仍然是无法应付的。反之，那些经受住了这种考验的社会，通过痛苦和艰辛获得了一种更加成熟的自我评价的性格，因此它们比以前更能意识到自身的脆弱和不是。它们现在更坚强。是因为对自己的不足有了认识。尘暴是否对南部大平原的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这种有启发作用的重要影响，还有待观察。
《自由的土地》一开始是一首配有许多照片的诗，但是“这些生动的美国文献的力量和顽强的内在的生命力是那样伟大”，以致变成了一本由诗来说明照片的书了。大部分图片是由农业保障署（the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早先的人口再安置署）以及罗伊·斯特赖克领导下的摄影部提供的。从1935年起，斯特赖克一直在让当时最优秀的六个摄影家忙着记录美国乡村的景致。根据斯特赖克的说法，基本关注的是“农业——沙尘、移民、佃农。我们的工作是教育城市居民了解农村人口的需要”。在那些被派出去的带相机的人中，有沃尔克尔·埃文斯、本·谢安、玛格丽特·伯克—怀特、约翰·瓦尚以及特别派驻尘暴地区的阿瑟·罗斯坦和多罗西娅·兰格（他们的有些作品在这本书中可以见到）。是麦克利什决定把他的诗放在农业保障署选来的照片下面，目的是用语言来说明这些富有感染力的形象的含义。他懂得，它们主要表现的是一种漠然和迷惘，那些面孔展示的是一种苍老的颇为感伤的美国特点，这些照片的中心事实是文化正在失去它的自然遗产——它在土地中的根。
在白人出现之前，北美的草地从俄亥俄州的橡树口一直延伸到落基山，并且一直深入到了更远的低凹地带。它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领土就是后来变成大平原各州的地方。在大平原东面的
边缘，每年的降雨量有25—30英寸，所以诸如大蓝茎草、鞭草以及印第安草等长茎草生长在这里，其中一些高达8英尺，根部深深扎入6英尺深的地下。那是真正生长在黑钙土上的大草原。但是坐落在草原西南部、延伸数百英里的尘暴地区，在20英寸的等雨量线之外，却是褐色土和短茎草的天下。在这南部平原上广泛生长着的主要的植物体系非止一种，而是四种：格兰马一野牛草、蟋蟀草、蓝茎草—丛生草以及沙草一鼠尾草。其中第一种是最常见的，它们在地面形成牢固的纤维层，就像被放牧过的草原一样。格兰马草的花茎不到一英尺高，每一根都有两个或三个直角形的穗。野牛草甚至更短，只有4或5英寸高，它们的种子藏在卷曲的叶子之中。在降雨量稍微多一点的地方，比如有18—22英寸，可以发现同样属于短茎草类的狗尾草群落，它们被更高的草所遮掩着。这两种植物都需要能够把水分保存在表层靠近它们根部的结构紧密的土壤。土质较松软、沙子较多的地区，生长着其他的草系。水分会更快、更深地渗入到那种松软的土壤中，只有像蓝茎草这种有着长长的根部的丛生草才能在其间生长。所以在西部的沙丘上，长茎草原也有某种偏远的不太稳定的势力范围；同时草原也提供了一个比其整个很单调的环境所显示出的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多数居民看来，锡马龙所需要的重要东西，既非国家计划，亦非政府持久的土地管制，而只是“救济”。在城里，因工厂饱和而找不到工作人得到了救济。那么为什么一个在锅把儿区的家庭就不应该期望同样的东西?总的来说，“救济”是一个积极的词汇，它含有救助和安慰那些被强大的敌人压垮了的人们的意思，它意味着对在战争第一线的人们的紧急增援。事实上，得到救济是一种荣幸，因为毫无疑问，你曾很好地尽了你的责任，而现在则理应休息一下。尽管该县有个别农场主和城里人轻蔑地把政府的资助看作是对个人软弱的承认，大部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还是申请并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尽管如此，对他们自身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的强烈自豪，是一个边疆社区非常自然的情感，使他们对援助请求加以严格的约束：不承认失败；工作比救济好得多，救济应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安排。
40年前，从温饱到贫穷之间的距离是极小的。尽管他们的欲望在膨胀，但锡马龙的实际生活水平依然极端贫困。因此，变成赤贫就意味着濒临绝境：给他哪怕很小的帮助也能有所补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住在乡下，或住在极小的村子里，因此基本上是农村的生活方式。直到1940年，也只有四分之一的农场有电灯，有电冰箱、吸尘器或洗衣机的农场更少，迪尔科（Delco）家庭发电厂就表明存在上述情况。拥有电话的农场同样少。烧饭用罐装气，用煤，偶尔用河边的木头。只有一半农场主住的地方有自来水，其他人则每天用水桶从井里取水。室内厕所在城里才能发现，但也不是很多。该县1936年的一份住宅调查把大部分的人居建筑物列为“一般”或“很差”——只有30％列为“好”。差不多每个农场主都有一辆汽车和一台拖拉机，大概一半还有一辆卡车。虽然到了这个阶段的最后，这些机动车都用了6年或更长时间。这里的人也算富裕，既有土地，又有机器，二者都是他们宝贵的资本。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们更接近“草皮房”时代，而不是我们的时代，此外，也不是30年代的都市生活水平。
1933年，纽约市至少有29人死于饥饿，同时，在俄克拉何马的州府，有那么多人正在翻捡饭店的垃圾，以致一个公共事务官员认为——说出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那些东西应该出售，人们不应该免费得到任何东西。但是在锡马龙的居民中，虽然沙尘糟践了许多饭食，却没有哪一家碰到如此严重的问题。他们可能没有城市的便利设施，但有着更可靠的食品来源。那些曾经到商店购买面包和豆子的人，可以转而再来种植自己的食品。在1934年之后的5年中，该县农场为满足自家需要而种植的蔬菜，其价值从4700美元渐升到5400美元。避风地窖里塞满了土豆、洋葱、南瓜、罐装番茄及水果。奶牛需要的饲料在这些年里则很难弄到，结果到1937年牛群的平均数从10头或15头降到了3头或4头，其后当牧草和谷物变得比较便宜时，牛群的数量又开始逐渐增加。面对谷物歉收，很多农场家庭不得不只靠牛奶、黄油和奶酪过日子了，他们到城里把这些东西卖给奶酪厂的代理商或者在杂货店换取食盐、咖啡和面粉。鸡是后院中另一个有用的资源——一年生产200 000打鸡蛋，提供了常常可以维护一个家庭自尊心的零用钱。1920年代，有些观察家就提醒农场主们不要抛弃“奶牛、母猪和母鸡”。30年代的艰苦岁月让人们把这种明智又带回到家中。宅地经济的第三个基础是母猪，它提供咸肉、火腿、猪耳、猪蹄、皮冻——据说是用猪身上所有的东西做成的，除了尾巴上的卷毛。猪的屠宰总是在冷天进行，这样肉可以被保存下来，骨架留着，有好几周都挂在风车上。杀猪时，邻居们有时会带着野餐篮子聚在一起，当肉一夸脱一夸脱的从高压锅里拿出来时，立刻就被分割开并装罐贮存起来。在得克萨斯的谢尔曼县，一个六口之家加上一名雇工，依靠这种家庭养殖的资源，每月就能把食品花销减少到10美元，所有省下的钱都花在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上。在锡马龙，除了纳税和抵押，一年也需要几百美元才能度过尘暴灾难。
然而，当连最起码的现金也没有时，首要的依靠就是向凯伊西或博伊西市的商店老板请求赊欠。不是银行家，而是杂货店老板——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认识的家庭太多太熟悉，以致无法说不，他们在30年代提供了大部分地方贷款。在博伊西市，人们常到雷·戈德温和他妻子那里去，他开一个杂货店和干货商场。这时，他们收购一打鸡蛋是5美分，如果有人要交换，则是7美分——用商店的货物代替现金。即使降低货架上的价格，几个鸡蛋或一些猪油及猪油渣也换不了多少东西：一磅烤牛肉在1933年卖8美分，两磅咸肉是25美分，一打橘子仅19美分，男人的工装裤是79美分，一套西装是13．75美元。有些家庭，一般是城市家庭，比农场主们卖得少买得多，就连这样的价格也应付不起，赊欠款多达50美元，甚至300美元。戈德温家知道有些账他们永远也收不回来，但不管以后会怎样，他们从不能拒绝把土豆赊给一个带着嗷嗷待哺的四五个孩子的男人或女人。他们肯定，其他人是会尽可能快地还清欠款的，虽然也可能需要提醒一下。有一天，戈德温很有礼貌地，也几乎是很抱歉地，把巴布·弗伦奇拉到一旁说：“巴布，你能多少付一点你的账吗?”那时，他不仅得到了钱，还附带着得到一份感激。在锡马龙，并非所有的债主都是夏洛克，而且正是像戈德温夫妇这样的人使得借贷机构成为一个特别的、为那些经济拮据的人服务的邻里救济体系。
但是，不论是家庭自种食品，或商店赊欠，还是农业调整署的支票，都不足以使所有的锡马龙人不接近绝望的边缘。更多的需要是由联邦政府以滞销商品和以工代赈的形式提供的。1934年，该县收到并免费分配了2吨多熏猪肉、16吨牛肉、17吨面粉、33吨煤以及喂养家禽和牲口的250吨玉米、100吨燕麦及4000包干草。穷人们普遍拒绝完全把这些货物当作一种礼物来
接受，而宁愿给这些东西标上价格，并得到足够时间的工作，从而能够挣来这些东西。有306位户主在1934年6月领取了政府的直接救济：60户支取的完全是实物，其他大部分是领取现金。如果这些家庭都是四口之家，以此推算，就有1 200多人——相当于这个县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着公共工作。在1934—1935年，其他尘暴县区依靠救济的人口比例都一
样高或者更高，科罗拉多的贝卡是45％，得克萨斯的杜马是24％，新墨西哥的柯里是22％，所有这些都高于全国都市的水平。1936年9月，当罗斯福总统在得梅因会见俄克拉何马的州长E．W·马兰德时，马兰德声言，在他的州里，几乎90％的农场主正在得到和需要公共工作或赠款，而罗斯福的助手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也承认：“这是我们发放救济金最多的州。”得梅因会议之后两个月，全国大选之后，为减少罗斯福的预算赤字，40000名俄克拉何马人被取消了代赈工作，其中150人是锡马龙的。联邦政府的援助成了一根靠不住的摇摇晃晃的拐杖，始终没人能肯定它何时就会被抽走。不过，不论它何时出现，合格的申请人数总是超过了所能分配的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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