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壳里的60年 那大约是果壳里的59.97年的事情。圣诞后的几天，我曾和一堵墙有过一次“较量”，墙赢了。但阿登布鲁克医院又费尽力气地把我拉了回来。
我想跳过我60年里的第一个20年，从1962年10月说起，那是我来剑桥做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申请跟霍伊尔工作，他是稳恒态理论的主要捍卫者，也是当时最有名的英国天文学家。我说天文学家，是因为宇宙学在那时几乎还没有公认的合法地位，但那仍然是我想做的研究，鼓舞来自我跟霍伊尔的学生纳里卡（Jayant Narlikar）共度的一个夏季学期。
然而，霍伊尔的学生已经够多了，我只得失望地被派给西阿玛，我从没听说过他。但那也许是最好的事情。霍伊尔经常出门，很少在系里，我不会引起他更多的注意。而西阿玛总在身旁，随时找我们谈话。他的许多观点（特别是有关马赫原理）我都不赞同，但它们激发了我去发展自己的理论图景。 我是怎么开始的
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两个激动人心的领域是宇宙学和基本粒子物理学。基本粒子物理学是生机勃勃、日新月异的领域，吸引了最杰出的思想者；而宇宙学和广义相对论却仍然停滞在30年代的水平。费曼曾讲过他参加1962年华沙广义相对论与引力论会议的可笑遭遇。他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
我没从会上获得任何东西。我什么也没学到。因为没有实验，这是一个没有活力的领域，几乎没有一个顶尖的人物来做工作。结果是一群笨蛋（126个）到这儿来了，这对我的血压很不好。以后记着提醒我再不要参加任何有关引力的会议了！
当然，我开始做研究时，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我觉得，那时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太像植物学了。量子电动力学（关于光和电子的理论，决定着化学和原子结构）在40和5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当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原子粒子间的强弱相互作用力，不过类似的场理论却似乎不起作用。实际上，剑桥的学者们更是顽固地认为根本不存在基本的场理论；一切都取决于幺正性（也就是几率守恒）和一定的散射特征模式。
今天看来，那个方法会起作用的想法倒是很可笑的；我还记得弱核力的统一场理论的最初尝试所遭遇的嘲笑。不过，我们记住的是这些场理论，而解析的散射矩阵却被人忘了。我很高兴没有从基本粒子开始我的研究；那个时期做的工作不会有幸存下来的。
另一方面，宇宙学和引力论这两个被遗忘的领域，也到了出头的时候。跟基本粒子不同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建立起来的理论，那就是广义相对论，但人们认为它实在太难了。大家经常为发现场方程的一个解而欣喜，并不关心那个解是不是有物理意义。这就是费曼在华沙会上遇到的老派广义相对论。但华沙会议也标志了广义相对论的复兴，当然，我们可以原谅费曼当时没能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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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学的新发现，科学家的新思想，涨落的宇宙微波背景，生死模糊的薛定谔猫，魔幻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正向我们走来的引力波……
面向亿万观众，BBC的“霍金演讲”；面向科学未来，与前线同步的科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