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学与长江文化》：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朴学
宋元时期的朴学，与清代朴学密切相关的，约有以下数端：一是《说文解字》在宋代的重见天日，二是沈括等人对“声读”的重新发现，三是郑樵的《校雠略》的问世，四是宋元学者对古代文献真实性的质疑，五是道学家的擅改古籍之风。这一切，无论是正面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学术成果，还是负面的、有待后人矫正的弊病，都与清代朴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时期在朴学领域担任主要角色的，绝大多数是长江流域的学者。
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叙篆文，合以古籀，依字形而论音义，使后学可以从字的形音而得其训诂，由训诂以通经义。对于后世学者来说，通晓《说文解字》，乃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基本功。而不通《说文解字》，则无从进入中国文化的殿堂。对于置身于古代文化典籍之海洋中的朴学家来说，《说文解字》的价值和意义正如舟楫一般。然而，从唐代以来的数百年中，却有一些学者对《说文》妄加穿凿，任意窜乱，加上唐末五代战乱频仍，传写非人，导致原本错乱简脱，几不可读。在这种情况下，南唐广陵（扬州）学者徐锴和北宋学者徐铉兄弟二人先后对《说文解字》作了整理。徐锴作《说文系传》四十卷，尽可能恢复《说文》的原貌。北宋熙宁年间，又由其弟徐铉主持.遵循“务援古以证今，不徇今而违古”的原则，对《说文解字》作出详细的校定，又由徐铉亲自监督国子监雕版印行，以防止出现差错。从此以后，学者们才得以复见《说文解字》一书的本来面目。如果没有扬州徐氏兄弟的校理，清代学者的朴学研究可能要困难得多，其成就亦可能大受限制。
“声读”，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中的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虽然晋人杨泉在其《物理论》中就有“在金日坚，在草木日紧，在人曰贤”这一涉及“声读”的论述，但长期不为人所关注。到了宋代，乃有“声读”的重新发现。
沈括《梦溪笔谈》日：“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日浅，金之小者曰钱，餐而小者日残，贝之小者日贱，皆以戋字为义。”
沈括所说的“左文”，指的是字的偏旁部首；所谓“右文”，即字的右边之声，或谓之“声读”。由于上古字少，所以以声为用，义寄于声，“迨事物日繁，甚少之文字，不足以为言语符号之用，再加偏旁以为区别。……虽著形以为义之标准，而义之由来，仍然与声有关系。……则知声的所在，即义之所在。无论何字，但举右文之声，不举左文之形，知声者可以因声求义，因文字之孳乳，皆由声而发展。”①“声读”的重新发现，对于朴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清代朴学家在文字学方面的最大的成就，就是根据“声读”之法，寻出文字的统系，详尽地揭示文字假借的作用及其规律。
除文字学（含音韵、训诂）外，校雠学是朴学的又一重要分支。西汉学者刘向《别录》对“校雠”一词首次作了解释：“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这里讲的是“校雠”的狭义，即比勘书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确无误。而从广义上来说，则图书之裒辑，真伪之辨别，讹谬之改订以及图书馆之编目收藏等，均属于校雠学的范畴。校雠学源远流长，但只是到了南宋时期，中国学术界才开始出现讲校雠学的专书，这就是当时在湖南潭州南岳任职的郑樵所著的《校雠略》（《通志》的二十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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