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尚武与发展
1.熊绎受封与楚国国势
（1）熊绎时楚君诸侯地位的确立
据《史记·楚世家》所载，鬻熊“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可能在今当阳、枝江一带）”。
尽管周人封楚只是承认既成事实，但周人封楚对楚人的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所谓居丹阳，即以丹阳为都城，为统治中心；封于“楚蛮”，即是承认楚人对江汉间群蛮的合法统治及奴役的权力。封以“子男之田”，即封给熊绎“子男”爵位及其相应的禄田。虽然这只是名义上的，但楚君因此取得了周朝的诸侯地位及诸侯的统治权力，而“子男”爵位正是这种合法权力的象征。
周成王时，曾在岐山之阳，召集诸侯，举行盟会。熊绎出席了这次盟会。楚族首领由于继承其先祖祝融善于“火正”的传统，精通天地鬼神之事，盟会期间，熊绎还在鲜卑的协助下完成了燎祭山川大神的重要任务。作为楚君参加岐阳盟会，不仅提高了楚国的知名度，而且使其诸侯地位获得了正式的认可。
岐阳盟会以后，楚国的领地正式属于周朝的“南土”，楚对周王室的臣属关系也正式形成。朝贡是各诸侯臣服于周天子的一种具体体现。熊绎和鲁、卫、晋、齐等新建立的诸侯国家一起事奉周成王、周康王，并确立了朝贡制度。所贡方物主要有两项，其一是“苞茅”。苞茅即菁茅，是楚地的特产，也是周天子重要的祭祀物品，周成王歧阳盟会燎祭山川大神时所用的茅草当也是熊绎所进献的。如果楚人不进贡，周天子的有关祭祀活动就要受到影响。这是苞茅具有的独特价值。其二是贡献“桃弧棘矢”，即贡献用桃木制作的弓和用枣木制作的箭。
封熊绎于楚蛮，熊绎事天子，贡方物，参加岐阳盟会，凡此均标志着楚人诸侯国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同时也有利于楚国的扩张发展。
（2）“子男之田”与楚疆
楚立国之初，疆域究竟有多大，人们常以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之田”为据，断定楚国尚十分弱小。这种说法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载楚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二是《礼记·王制》、《孟子》、《管子》等先秦古籍所述“周室班爵禄”之制：“子男五十里”。通观周制，周的封国有大、中、小，楚为子男爵，地方五十里，说他小并非无据，但小与大是在一定条件下相对存在的。小者通常较弱，但小并不等于弱。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不能片面理解“子男之田五十里”之意。
按周人的制度，封国只是周王朝的地方统治据点（大致与后世地方行政体制对应），封地则是这个据点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基地。周王朝每建立一个据点，除了封给一定的爵田之外，还规定了这个据点的军事控制区域。如齐都临淄，其爵封地不超过百里，但其军事控制区则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齐相管仲曾声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太）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楚国也有类似的控制区域。故楚武王熊通说：“（周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周天子）不加位，我自尊耳。”（《史记·楚世家》）蛮夷率服，就是周成王封熊绎“以子男之田令居楚”的目的。楚国接受周封，楚即成为周王朝在楚蛮之地的统治据点。以子男之田为中心的楚国本土是这个据点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基地，而江汉间的楚蛮之地则是这个据点的军事控制区，也就是楚国的军事控制区，故熊通以“蛮夷皆率服”来要求周天子晋升爵号。所以我们不能把五十里的子男爵田理解为完整意义上的楚国疆土，更不能因此而说楚国弱小。
“子男之田”的里数，只不过是周王朝对诸侯的等级限额。在当时的管理体制下，这种限制是不可能被严格执行的。这主要是来自诸侯方面的阻力。孟子谈到周室“班爵禄”之制时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孟子·万章下》）诸侯毁灭这方面文献的时代虽不可考，但所反映的诸侯不满心态当早已有之。其他诸侯如此，楚国当不例外。
《墨子·非攻下》云：“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地方数百里。”二传至熊绎，其范围只会扩大不会缩小。周成王封他五十里，熊绎不可能把楚国疆土缩小到五十里之内。这五十里只能是周王朝对楚国的等级限额，而并非楚人本土的实际数额。所以，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周封熊绎的那“五十里”。
（3）周公奔楚和周昭王南征
据史传记载，周成王年幼时，周公摄政。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周成王，成王亲政，“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而周公避谗出走奔楚，这一方面表明楚虽对周确定了臣属关系，但这种关系中又潜伏着内在的离心因素；另一方面，则表明楚比一般诸侯的实力强大。
熊绎以后，其子熊艾、其孙熊黮时，楚人就开始与周人分庭抗礼，因此导致周昭王南征。
周昭王出征前进行了精心的筹备。他命令南宫伐反虎方的那年，就命令中先巡视“南国”，为大军南征探知路线，为周昭王建立行宫，并以周王朝的名义联络方、邓、洀等诸国。同时，又派人驻守汉、中、州诸要地，以作好战前准备。显然，在周人看来，楚国并不是那种一触即溃的弱小国家。
周王朝的军队原本只有六师，大多驻守京城。平定武庚叛乱后，营建洛邑，又增添了八师，驻防成周，控制殷商遗民，称之为“成周八师”，而称原来驻守镐京一带的六师为“西六师”。西六师是周军主力，常常随周王出征。而随昭王南征楚荆的除了这六师外，还有一些诸侯的军队，其士卒众多，规模盛壮。
《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按照周初分封制，楚属小国，只能拥有一军，若如此，则周与楚的实力是六比一；再加上那些“从征”的诸侯军队，周的优势就更大。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周昭王没有马到成功，一锤定音，而是分别于周昭王十六年、十九年两次出征。最后一次，周军虽过了汉水，打败了楚军，但回返涉汉水时，不仅“丧六师于汉”，而且周昭王本人也没能回返，同样死于汉水之中。原因何在？有的说是因“五色光贯紫微”，“天大噎（天阴刮暴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古本《竹书纪年》）。有的说：“梁败，王及祭公耘于汉中。”（《吕氏春秋·音初》）有的说：“船人（或作'汉滨之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帝王世纪》）除“五色光贯紫微”与“天大噎”的说法同为史官文饰之辞外，“梁败”说与“胶船”说都有可能，即六军从浮桥、昭王以胶船同时渡汉水，昭王御船在汉水中流胶液解而没入水中，六军震惊而大乱，互相拥挤，浮桥败坏，俱死于汉水中，是完全可能的。
向周昭王进船的“船人”或“汉滨之人”，显然是站在楚国一边的。王逸《楚辞章句·天问》云：“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游，南至于楚，楚人沉之，而遂不还也。”或许进胶船就是楚人反击周昭王的步骤之一，只是没有公开这个秘密，而传为“船人”或“汉滨之人”所为。齐桓公伐楚，管仲以“昭王南征而不复”向楚问罪，而楚人以“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作答（《左传》僖公四年），当系楚人推卸责任之辞，不可偏信。凡此可见，楚人不仅有谋略，而且也有较强的军事实力。楚既与周分庭抗礼，在其发展过程中就不一定仅按周制而“小国一军”。敢与周军庞大的主力对战，虽有汉水作天然屏障，其军事实力也是不应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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