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l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l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力量》、《社会学视角》、《中国研究季刊》以及国内出版的《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专著《天安门的力量》于2001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相继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一《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的写作提纲，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点。比如，书中的理论尚未充分展开、许多概念的定义还不够精确；由于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发表，所以书中许多资料和观点的征引比较粗略，考证和分析也有待加强；《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基本上没有涉及春秋- 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影响；《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对战国时期各国强大战争能力的经济基础的考证十分薄弱；《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对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尚很少运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对汉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是一笔带过，各个朝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对后代的影响均在这三言两语中打发了。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用理性化概念分析了战国时期的军事和政治主线，指出正是军事的理性化产生了君主专制政治的理性化，从而为中国日后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他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军事的理性化和经济的理性化带给中国社会高度集权与分权的二极。

　　前述帝制中国的诸项特征皆发端于春秋一战国时期。在该时期之初，中国依然处于上百个名义上归服周王的封建诸侯国的统治之下；到该时期末，中国则已发展成为一个大一统帝国，本书所关注的帝制中国的诸项特征也趋于形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哲学、经济、军事等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
　　首先，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春秋到战国，小规模的局部性战争发展为有庞大军队参加的、持续数月乃至数年的、长距离作战的总体性战争，职业化军人和军事谋略家（诸子百家中的“兵家”）群体逐渐兴起，军事后勤及其他军事技术获得了长足改进。
　　其次，哲学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包括后世所说的儒家、法家、道家和墨家等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开出济世药方，小至家庭伦理，大至国家、社会制度，可谓包罗万象，中国文化的哲学和宗教基础亦由此奠定。
　　最后，经济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动。铁器在农业生产中得到推广应用，土地私有化现象逐步扩展，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一批大都会相继出现，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众多学者（如Creel，1970；Hsu，1965；Weber，1951）都注意到中国春秋一战国时期和欧洲中世纪在社会演变上的许多相似性，但是在欧洲，相似的社会演变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产生，而中国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至整个西汉时期，却逐步形成了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所谓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意指政府与儒士之间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朝廷将儒家学说奉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且朝廷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体制的监督和控制；另一方面，儒士群体不但给予帝制政权以鼎力支持，而且还经由种种择优录用的手段源源不断地为帝国科层体制输送管理人才。所谓儒法国家，这里指的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imperial Con—fLmianism）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帝制中国的前述诸项特征，均与迈克尔·曼（Mann，1986，1993）提出的社会权力的四大来源——意识形态、军事、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独特组合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总之，可以说春秋一战国时代的社会发展为日后中国政治史的演变规定了方向。   P6-7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本书论点的进一步阐述
第三章 相关研究回顾
第四章 本书的理论及其渊源
第五章 西周体制及其衰落
第六章 东周历史的分期
第七章 霸主时期（前770年-546年）
第八章 转型期（前546年-413年）
第九章 全民战争期（前419年-211年）
第十章 儒法国家的形成
第十一章 中国历史模式
附录一：本书对东周时期战争信息的计量方法
附录二：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
主要原始文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