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敬告青年”观察事物应当“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即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更鞭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①这段文字,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五四”思想家对科学概念、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理解。这样,科学便从“夷之长技”、“形下之器”,变为一种价值体系的核心。因此,如何把这种核心移植到中国文化价值中来,自然成为他们首先关注的问题。
在这一建设性工作中,胡适作了开拓性的贡献。
胡适从美国回国后,力图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运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因为在胡适的思想中,“实用主义”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普遍的、可应用于宇宙人生自然社会等一切方面的普适的“方法”。他认为所有的科学、从自然科学到人文学科,就本质而言都具有一种抽象的一般“方法”。在他的心目中,经验主义哲学便是这种高度抽象、概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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