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第4辑）》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文学。我们选登了五位法国汉学家的工作成果，这五位学者均为研究中国古代与现当代文学的专家。其中桀溺、侯思孟、马如丹三位专家的论文讨论的是古代作家的具体作品以及某些特殊的有待研究的问题。其中每一篇都涉及到一个在国际上已经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成果。将他们彼此的观点及结论做一对比，或可表现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们能对中国古代作家研究这一领域带来丰富的内涵。另外的两篇则着重介绍中国文学研究在法国的现状，彼埃·卡赛的一篇主要论述的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情况，安妮·居里安的一篇则侧重于现当代文学。我们发表这两篇从未刊登过的稿件，目的在于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法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译者及相关的出版社。

    这些大概就是早期文献中所留下的关于河图的全部材料。它们表明河图最初是作为周王室的皇家宝物而出现的。这样的宝物保证了王族拥有天命。康德谟已指出这些名叫“宝”的神物，在上古中国，并不一定是稀有的或珍贵的。〔20〕它们不在任何一种商业交换中使用，并且很少用来作为礼品。它们被其拥有者隐藏着，象征这一家族的昌盛。对王室来说，它们象征着王朝的神圣和权威，代表了这个王朝对天命的拥有和天神对其支持的继续。只要这一家族仍然有德并且值得领受天命，它们就一直是“重宝”，有如《淮南子》中提到的“重鼎”。〔21〕它们有时被说成是“符应”或“瑞应”：即天神对君王高贵德行的回应之物。大多数“宝”被认为是由天神神奇地授予以用来取得权力和长生的符。在战国时期，野心勃勃的诸侯王们变得越来越对这种神佑的象征之物感兴趣，并由此发展成一门预言和解释这些神奇物品的学问。
    谶纬文献是由在符等类物品上的神秘标记和铭刻，以及根据铭刻、标记进行善厄运预言的解释中发展出来的。在后来的文献中，赤鸟衔的玉珪变成了赤书。考虑到珪和符是带有刻字的玉或竹，并且那时的文字是写在被拴紧在一起以利于保存的竹或木简上，〔22〕玉珪变成赤书一事看来很自然。
    另外，为了称得上“图”，上文提到的在周王宝库中的“河图”之石，一定带有标记，也许就是石头本身的自然条纹形状。正如《系辞》所说，上古贤人从这些纹样中能够解释天神意志，并把它作为一种典范。河图从此发展为一种图，然后又有解释图的记载，最后成为一整套系列的谶纬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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