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佛莱则在其名著《金枝》和《禁忌和灵魂的危险》中向人证明，原始民族的统治者，常受许多人设的禁忌的限止，“统治者常被缠绕在一连串的仪式中，这些如网的禁制，其目的并不是在增加他个人的威望，或使他过得舒适，最重要的是在于限制和防止他破坏了自然的和谐，进而导致全族的祸害”。中国古代，至周代逐渐从殷商神灵膜拜精神世界走了出来，《老子》否定了人格神的存在，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学务实一派，对人格神态度，大都与《老子》相近。《管子》对于君权和臣权，两相顾及，治国首先要保证君权权威，以此为前提，臣权在政治中也应有一席之地，《管子·乘马篇》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齐稷下黄老之学，都维护君权神圣，但君权如果不受节制，就很危险，他们不再利用鬼神禁忌，而是以理性精神使君主权力置于正常的轨道。《老子》就起到对帝王清热败火的作用，清钱大昕对《老子》这种实际作用体会得十分准确，其《老子新解序》说：“《老子》五千言，救世之书也，周道先礼而后刑，其弊至于臣强君弱。老氏知后之桥其失者必以刑名进也，故曰：‘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太史公言申、韩‘惨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此因韩非书有《解老》之篇而特辩之，言其托于老氏而实失老氏之旨，后人误会《史记》，乃谓道德流为申、韩，岂其然乎”认为《老子》反刑名，堪称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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