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以南，太湖之滨，钟灵毓秀，人文荟萃，这便是江南地区的核心，众人瞩目的苏南地区。近代以一，中国的近代化在这里迈出了第一步：工业化于此发轫，城市化在这里翻开新的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南地区开发镇企业发展之先河，抢开放型经济发展之先机，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之潮头，先后以“苏南模式”的发祥地与改革开放的前沿而引人注目，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长期以来，苏州大学历史系即把江南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一大特色。《苏南历史与社会丛书：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史研究》收录的是历史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部分教师最近二、三年的研究成果。这些论文有的已经公开发表过，有的是首次发表。它们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涉及社会的多个侧面与领域，其中对传统社会保障、慈善事业、传统工匠等问题的研究，更体现了历史系教师研究的专长和特色。

　　明代中期后，随着城镇经济发展，市民阶层以其经济实力与绝对数量的成长，要求现实的物质满足和人性的复归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在社会上层，表现为士人对程朱理学的鞭挞，“王学”崛起，主张心性解放。唐伯虎诗酒癫狂的豪气正迎合了这一时期士人要求复归人性、任情适意的主张，而其引娼挟妓这些与礼法相悖的行径也得到了美化和赞许，因此明人笔记多记有唐伯虎狂傲不羁之事，也开始了将风流韵事归于唐伯虎名下的创作。在社会下层，集中表现为要求突破男女大防，肯定人生欲念。因此这一时期的话本小说、杂剧对唐伯虎的描绘都是本着人们这一要求进行的。可以说，明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孕育了江南唐伯虎性格独特的一面，这些独特的方面又符合之后人们的生活追求。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明代江南，社会阶层普遍表现出追求心性自由的强烈愿望，形成中国历史上人性解放的萌动期。所谓“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①毫无疑问，唐伯虎是其中一员主将。
　　才子风流总是男权社会津津乐道的内容，而伯虎式的狎妓本身也没有突破社会容忍的底线，相反以其才子之身行凡夫俗子之实更博得市民阶层的“喝彩”。落拓士子将其引为隔世知音，而世俗之中的芸芸众生乐得将其引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与消遣，无形之中便原谅了伯虎身上所有的“不合时宜”，甚至将他种种为礼法所不容的行径认同为才子的特权。换言之，客观需要有唐伯虎这样一个角色来为缺乏“才子英雄”的社会与时代填补空白：相貌英俊，谈吐非凡，才华出众，家境、仕途反倒不是必不可缺的，最要紧的是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充分的兴趣去替市井小民实现浪漫的社会理想：自由，大胆，无拘无束，进退自如。伯虎具备了这几乎所有的条件。时代挑中了他，人们将之加工改造，成为寄托理想、表达集体认知文化符号的偶像。
　　满清一统后，加强了思想统治，学术界逐渐确立以朱子理学为思想之尚，以考据汉学为治学之宗，上层士大夫对唐伯虎风流逸秀、放浪形骸的向往有所克制，相比前朝，唐寅的风流逸事已鲜见于文人笔记。随着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壮大，大众文化得到发展。人们通过对唐伯虎的进一步创造，通过对功名利禄的冷淡与对爱情热切追求的对比，刻画他蔑视礼教、不同流俗的个性，从中传达出市民阶层渴望摆脱封建桎梏、追求人性解放的心声。社会上层对“唐伯虎现象”的沉寂和下层民众对唐伯虎的热情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民众取代士大夫掌控了关于唐伯虎探讨的话语主导权，这也是清末民国时期学者欲为唐伯虎正名而未得到民间响应的原因。
　　及至现代，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唐伯虎更多地被作为一个娱乐偶像，通过演绎其男女之情来娱人耳目。唐伯虎在现代人的创作中已又具有独特的时代气质，例如，他不再是九美团圆，而是专情于一人①；不再只是文弱书生而是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中西会通，这些都与现代社会对男女平等、对男性审美价值的转变、对世界的接轨交流，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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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历史与社会》丛书序
中国传统工业文献的初步统计与明清江南工业著作的地域分布
传统工匠及其现代转型界说
明清工匠除籍入仕与江南传统工匠的现代转型
“唐伯虎现象”的传承与应用透视
“民抄”董宦事件与晚明江南的社区失范问题
人力所至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系统的渐变
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
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社会保障的比较研究
郑板桥与江南关系探微
同光之际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秩序的重建
谣言与秩序——光绪二年江南系列谣言案研究
光绪二年苏北赈灾与江南士绅——兼论近代义赈的开始
江南绅商与光绪初年山东义赈
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研究
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之蜕变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