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儿童，尤其是男孩子，由于学校和家庭的严厉惩罚而受的苦，与罗马人对敌人、奴隶和罪犯的惩罚比起来算是轻微的。
这里只能从浩如烟海的现有资料中挑选几个典型的例子。前面引用过的尼采的那句话，放在这里也十分恰当：“互相依赖，奋发图强的人，力求其族人繁衍不绝，主要因为他们必须永存，否则就有灭绝的危险。”据我所知，小小的罗马社会在其形成的最初的一百年间，不断受到强敌的围攻。为了生存他们与敌人战斗了几个世纪。这种战斗带来可怕的大屠杀是不足为奇的。罗马人一旦击败了一个民族，便以残暴的手段使之臣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已有的关于罗马人生活的记述中史料太少，但与上面所讲的道理差不多，不难理解这个几百年生活在战争中的民族，所培养出来的品质最后变成了施虐狂。
萨谟奈人是古罗马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李维在叙述罗马人与萨谟奈人的战争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例如发生在公元前330--300年间的那场战争，索拉城脱离罗马投靠萨谟奈人，并屠杀了城里的罗马移民。该城是罗马的军事殖民地，即罗马驻防的萨谟奈人的城市。罗马人认为非严惩它不可。他们攻占了城市，战斗中见人就杀，并从投降者当中挑选了225人带回罗马。他们在广场上当众鞭笞俘虏，然后斩首示众。李维特意补充了一句：平民百姓极为高兴（Summo gaudio plebis）。波利比奥斯在《通史》第1卷第7章中有类似的描写。他写的是雷吉
乌姆城的三百居民，他们被俘后也是先当众鞭笞，然后斩首示众。卡普阿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这个不幸的城市在汉尼拔战争中投靠迦太基人，后来又被罗马人夺回。该城的市政委员全被逮捕，罗马的缓刑令还没有送到，就被按照古老的残酷方式绑在木桩上，鞭笞、砍头。其余居民被卖作奴隶，城市的全部领地被罗马并吞。
要是被占领城市的地方官都可能遭到这样的对待，被俘的将军就更别指望有宽宏大度的敌人慈悲为怀了。想想朱古达和韦辛格托里克斯的命运吧。这两个人以及其他许多不太出名的人，被行刑人在广场边的地牢内勒死，广场遗址至今还可以看到。提图斯把耶路撒冷洗劫一空之后，将犹太人英勇的领袖西蒙·巴·乔拉押解在胜利者的凯旋式队列中示众。然后，在卡匹托尔山上的大献祭这一仪式的高潮开始前，将他带到山边上拷打，打过之后抛到山下。约瑟夫斯说：“宣告他的死亡时欢声雷动，大献祭随即开始。”所有俘虏的死刑都是当众执行的。尤其是执行死刑前的鞭笞，按照惯例一律公开进行，以示儆戒和威慑。我从老塞内加的一段文章中《演说家的修辞风格分类》第9卷第2章第10节）得知，他们以—种特殊的喇叭声召集老百姓到现场看杀人。经常观看这种残酷的死刑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就不必细说了。我只须强调一点，一个对于目睹执行死刑习以为常的民族与一个心满意足地观看斗剑士格斗的民族，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下面谈谈它们的因果关系，过去对这方面注意得太少了。
罗马在它早期的几个世纪中权力意志的目标是消灭所有反对罗马的种族和民族。通过征服几乎整个已知世界从而实现了这一目标之后，这种权力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只好反过来对准自己了。思想深邃的心理学家塔西佗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他在《历史》第2卷第38章中写道：“古老而又根深蒂固的人类激情和权力欲”（我们称之为Potentiae Cupido，权力意志）“随着帝国
的建立而变得更强烈，终于变成了暴行。因为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时，容易保持平等，而征服世界消灭敌对的国家和国君之后，罗马人有时间争取他们理所当然的权利了，于是暴发了贵族
与平民之间最初的争端。”
在内部冲突中，无论是反映被奴役的平民大众争取人道待遇，或者是一百年来把罗马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贵族与民主主义者的党派斗争，罗马人处处都表现出同样的特性，就是以残暴为基础的权力意志。
这里只举几个特别重要的例证。我们现在知道格拉古兄弟的政策多么重要，或者说他们提出的土地改革其价值和必要性当时如果被理解了，那该有多好，因为那些改革措施将影响罗马
的未来。在那个年代，他们兄弟似乎不过是叛乱者和狂人，必定成为殉难者。罗马最骇人听闻的虐待狂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下面是普卢塔克陈述的，提比略·格拉古及其追随者殉难的
经过：“当提比略本人也开始逃离的时候，有人抓住他的衣服。他脱掉长袍，穿着衬衣跑掉了。可是绊倒在前面一个已经被击倒的人身上。他刚要站起来，他的一个同事普布利乌斯·萨图雷乌斯操起一条板凳腿将他击倒。卢西乌斯·鲁富斯自称第二下是他打的，好像这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光辉业绩。还有三百多人被棍棒和石头打死，但没有一个是被铁制武器打死的。”普卢塔克还给我们讲了弟弟盖约·格拉古之死：“盖约·富尔维乌斯以及三百多被打死的市民，全部被抛尸江中。他们的财产一概没收，不许他们的妻子戴孝。盖约的妻子露西尼娅连嫁妆也被剥夺了。残暴到极点的是处死富尔维乌斯的小儿子。他既没有拿起武器反对获胜的那一派，也没有参加武斗。武斗结束前他来要求停火，却被逮捕了，武斗结束后立即被处死。有一件事最令百姓义愤难平，奥佩米乌斯居然建了一座协和神殿，似乎为屠杀了大量市民而洋洋得意。”
马略与苏拉之间的斗争杀人也不少。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在《罗马史》第2卷第22章中说：“马略进城给他的同胞带来了毁灭。要不是紧随其后还有苏拉，他胜利后的暴行就称得上
空前绝后了。他的复仇之剑不杀普通人，专杀国家的栋梁之才，而且花样很多。”
苏拉以残暴行为而特别出名。他可以算是有教养的人，他的残暴行为比马略更不可宽恕。因为马略是个无法改变的粗俗军人。苏拉在一次胜利之后让部下杀死8000名俘虏，还有一次，他纵容士兵用投枪刺死12000人。他是个臭名昭著的排斥异己者，一共放逐了90名元老院议员和2600名骑士。阿庇安在他的《内战史》第1卷第95章中指出了这种行为的确切含意：
有些受害者是在小酒店，街道上，神庙里意外地碰上的，当场就被打死。有些被押送到苏拉那里，抓住手脚高高举起，摔在苏拉面前。还有一些人被一路拖来，踩在脚下。亲眼看到这些暴行的目睹者，吓得连气都不敢出。”
由此可以看出，苏拉的性格中有许多完全属于尼禄皇帝的特点。普卢塔克在《苏拉传》第2章中说：“他非常喜欢开玩笑，因此当他还是个无名小卒的时候，整天与小丑和滑稽戏演员混在一起消磨时光，跟他们一道讲下流话。后来在他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仍经常聚集一帮最粗野的丑角和演员每天饮酒作乐，说粗话开玩笑。这种行为不仅与他的年龄不相称，作为显要人物也丢人现眼，而且还常常误了大事，因为他在筵席上从不处理重要公务。虽然他平时有条不紊，严肃认真，但饮酒作乐时便一反常态。有唱曲的小丑和跳舞的姑娘在场，他就软弱无力，百依百顺，其他人一概不见。这种娱乐方式引起的另一种毛病是沉溺酒色荒淫无度。他这毛病到老也没改。年轻时他忠贞不移地爱过一个名叫梅特罗比乌斯的喜剧演员，还爱过一个名叫尼科波丽丝的、很有钱的妓女。他地位高又富有青春魅力，这妓女对他也情有独钟，死的时候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他。”
传记的另一段突出地描写了苏拉的变化无常，说他天生是个性情暴躁，报复性强的人，可心肠又很软，动辄流泪。普卢塔克与塔西佗一样，认为权力意志“使一个人的性格不是协调一
致，而是变化无常，自视过高，凶恶残暴”。他再三强调苏拉那种野蛮疯狂的报复性。可是不能认为罗马人竟然把这种品质的人看做“伟大”人物，也就是说看做伟大的斗士，是自相矛盾的。其实老作家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的一句话就能把这个矛盾解释清楚：“他正直的品性冲破了周围的邪恶，并将它扔掉……如果仔细比较一下这些巨大的差别，就能看出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两个苏拉——一个是生活放荡的青年，一个是真正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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