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这本书与当代历史的动荡和喧腾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书中，我相应地强调无论是“东方”这一用语，还是“西方”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二者都由人为努力所构成，部分地在确认对方，部分地在认同对方。
　　《东方学》以对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描写为开端，这场战争结束于1990年，但是暴力与丑恶的人类流血事件却延续至今。我们经受了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失败。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爆发以及遭到再次入侵的西岸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可怕苦难，在那里，以色列使用F-16战机与阿帕奇直升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例行集体惩罚行动。自杀性炸弹袭击现象充分显现出了它所具有的可怕破坏性，这当然没有什么比“九·一一”事件及其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更骇人听闻、更具有末日预言的昭示意义了。正当我写作本文时，美英对伊拉克非法的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占领正在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匪夷所思的物质掠夺、政治动荡和变本加厉的侵略。这都被认为是那个被称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无休无止、无法平息、不可救药。但我认为并非如此。

    因此，东方学不只是一个在文化、学术或研究机构中所被动反映出来的政治性对象或领域；不是有关东方的文本的庞杂集合；不是对某些试图颠覆“东方”世界的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阴谋的表述和表达。它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它本身就是，而不是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或新异的、替代性的）世界进行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意图；最首要的，它是一种话语，这一话语与粗俗的政治权力决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之中，其发展与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其与政治权力（比如殖民机构或帝国政府机构）、学术权力（比如比较语言学、比较解剖学或任何形式的现代政治学这类起支配作用的学科）、文化权力（比如处于正统和经典地位的趣味、文本和价值）、道德权力（比如“我们”做什么和“他们”不能做什么或不能像“我们”一样地理解这类观念）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我的意思是说，东方学本身就是——而不只是表达了——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其说它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我们”的世界有关。
    既然东方学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那么，在资料上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真空；正相反，我想可以有证据表明，关于这一主题，已经想过、说过、甚至做过的东西已经呈现出清晰的学术线索（它也许就是在这一线索之内发生的）。在上层建筑的总体影响和文本事实的具体构成之间可以发现相当微妙甚至是精心谋划的差异。我想，大部分人文学者非常乐于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文本存在于语境之中；文本与文本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成规、先驱者、修辞风格的影响限制了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曾经主张的“根据‘创作能力’的大小对创作者课以超额重税”这一作法的实行——在此，诗人被认为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从自己纯洁的心性之中创作出他的作品的。然而，人们却不大乐意容许政治的、体制的、意识形态的限制以同样的方式作用于单个作者。人文研究者会相信对任何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阐释者而言这都是一个有趣的事实：人们认同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所受的乔弗罗伊·圣-希拉尔和居维叶之争的影响，然而根深蒂固的君主制观念在巴尔扎克身上产生的同样影响却被用来诋毁他的文学“天才”并因而被认为没有认真研究的价值。
    ……

致谢
绪论
第一章 东方学的范围
一、认识东方
二、想像的地域及其表述：东方化东方
三、计划
四、危机
第二章 东方学的结构和再结构
一、重新划定的边界，重新界定的问题，世俗化了的宗教
二、西尔维斯特·德·萨西和厄内斯特·赫南：理性人类学和语言学实验室
三、东方的居处和研究：字典编纂和想像的必要条件
四、朝圣者和朝圣行为，英国和法国
第三章 东方学的现状
一、隐伏的和显在的东方学
二、风格，专门知识，想像视野：东方学的现世性
三、现代英法东方学的鼎盛
四、最近阶段
后记
注释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