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将德国历史主义与西方自然法相并列的做法毫无疑问是歪曲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真实思想状况。因为特勒尔奇和梅尼克就德国的情况所指出的与自然法模式的决裂，在西欧也出现了。在那里，浪漫主义和针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也伴随着对历史研究的新兴趣。此外，德国文学、哲学和历史研究对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产生厂深远影响。
在欧洲，历史与政治科学之间的关系也完全改变。不再是历史学家为了理性政治的原则而求诸政治哲学，如启蒙运动中所发生的那样，而是政治理论家转向了历史。不仅像柏克和卡莱尔这样的保守派作家，而且自由派理论家（贡斯当、梯也里、米什莱、麦考莱和阿克顿）也在遥远的民族历史中而不是在人权中，寻找法国或英国自由的根源。甚至奥古斯特·孔德或赫伯特·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也通过历史发展来观察社会，而以后的德国批评者们把这种社会学看做是与德国历史主义相对立的。
不过历史主义是在德国获得了最激进的表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这种激进主义毫无疑问反映了历史主义在德国政治思想中所扮演的独特地位。因为历史主义远不是像梅尼克在对1930年代的德国政治进程不再抱幻想之后所强调的、代表了一种没有任何政治含义的纯粹文化现象，而是从一开始就渗透了各种政治观念。卡罗·安托尼已经指出，18世纪历史主义观念的出现与政治理论家们在面对中央集权化的启蒙国家的侵蚀时维护地方权利和特权的企图之间有何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在诸如瑞士联邦的各州和德意志的小邦等地区尤为正确，在那些地区现代官僚制国家尚未巩固确立。安托尼还主张，历史主义可以视作欧洲范围内“民族传统对法国理性和启蒙运动时代的反动和反抗的”共同特点，而所谓的法国理性则表现为将抽象的数学精神应用到文化和政治中。”但正是在德国，民族传统和法国观念间的冲突表现得尤为强烈。德国缺乏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所拥有的伟大文学遗产。
18世纪末德国出现的文学复兴包括使民族文学摆脱法国新古典模式影响的努力，而且它比其他地方的浪漫主义运动都更为自觉。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德国政治民族主义是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胜利之后反对法国统治德国的斗争中兴起的，这一斗争增强了德国政治思想中的反启蒙运动倾向。本书考察的历史思想传统就是德国民族复兴和民族解放战争的产物。这一传统的自由派历史学家试图将自己的自由主义追溯到指引著名行政官员的改革精神。诸如斯坦因、洪堡、格奈斯诺和沙恩霍斯特这样的人，试图通过法令自上而下地创立一个有效率的现代化君主国，能够动员整个民族的人力资源，并且愿意提供各种条件，从而将个人自由、司法保护、大众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公共事务和对传统权力组织的尊重相协调。他们在1813年精神中看到了1789年思想的更为合理的德国替代物。法国大革命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要求和对一切传统的挑战，为国家对人的体制性暴政铺平了道路，例如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这是他们所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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