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文化中，过去受到特别尊重，符号极具价值，因为它们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并使之永生不朽。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一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在处于一种特定环境时，传统甚至不会抗拒变迁，这种环境几乎没有将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的标志，通过这些标志，变迁具有了任何一种富有意义的形式。
在各种口述文化中，人们并不这样去看待传统，尽管这些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化中最富有传统意味的。为了把传统理解为与组织起来的行动和经验模式不同的东西，就要求人们割裂时
间和空间，而这只有在发明了书写文字以后才有可能。书写文字扩展了时一空伸延的范围，产生出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对知识的反思性转换从既定的传统中分离了出来。然而，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制为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以至于在时间领域中，“过去”的方面比“未来”更为重要。此外，因为识字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日常生活的周期化仍然是与原来意义上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地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之中。如果不是“以前如此”正好与(人们根据新获知识发现的)“本当如此”在原则上相吻合，则日常生活的周而复始与过去就不会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仅仅因为一种实践具有传统的性质就认可它是不够的。传统，只有用并
非以传统证实的知识来说明的时候，才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这就意味着，甚至在现代社会中最现代化的东西里面，传统与习惯的惰性结合在一起，还在继续扮演着某种角色。但是，传统的这种角色，并不如那些关注当代世界中传统与现代整合的论者们所设想的那般重要。因为，所谓已被证明为合理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虚假外表的传统，它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才能得到认同。
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我们必须明白上述这种
反思现象的性质。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部分地正是由它的行为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知道了(在维特根斯坦所阐明的意义上)“如何继续行动”这一点，对人类行动所继承并加以
再造的习俗来说，具有本源的意义。在所有的文化中，由于不断展现的新发现，社会实践日复一日地变化着，并且这些新发现又不断地返还到社会实践之中。但是，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习俗才能被如此严重地受到改变，由此才能(在原则上)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技术上对物质世界的干预。人们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欲求为标志，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
也许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全面地意识到这种前景是多么地不确定。当理性的欲求替代了传统的欲求时，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只有我们无视现代性的反思性实际上破坏着获取某种确定性知识的理性，上述这种观点才显得具有说服力。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在这个完全通过反思性地运用知识而建构起来的世界中，我们似乎置身其外。但是同时，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不会被修正。
甚至那些最坚定地捍卫科学必然性学说的哲学家，也都承认这一点。如卡尔，波普尔就说过：“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流沙之上。”按照科学的观点，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也没有什
么东西能够被证明，尽管科学一直尽力地在提供我们所渴求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可靠的信息。在不容怀疑的科学的心脏地带，现代性自由地漂移着。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再没有什么知识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在“原来”的意义上，“知道”就是能确定。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然而，拿社会科学的例子来说，它对问题的考虑会更加深入。就此而言，应该回忆一下前面对社会学的反思部分所作的论述。
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的不稳定特征，我们必须加上“破坏性”的标签，而“破坏性”的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论断都要重新进入到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社会科学是对这种反思性的形式化(专业知识的一种特殊类型)，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说，又具有根本的意义。
由于启蒙运动和崇尚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在把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区别开来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即使那些偏爱阐释型社会学而非科学型社会
学的人，也常常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着一点联系(尤其是科学发现所引起的大规模的技术发展)。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的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制度的关键所在。
抽象劳动力的发展也构筑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不断变化的对暴力手段的控制之间的一个主要连接点。为了分析这一现象，可、以再一次用上马克思的有价值论述，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明确地展开。在前现代国家，阶级体系很少完全是经济的：在某些情况下，剥削性质的阶级关系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而得以维持。统治阶级能够通过直接掌握暴力工具而调用这样的武力，其过去常常就是武士阶层。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阶级统治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合同(一种新产生的阶级体系的关节点)包括了对抽象
劳动的雇佣，其表现为一种对工作周(强迫劳动)或产品(杂税或以实物支付的税收)的一种均衡，而不是对“整个人身”的奴役(即不是确立奴隶身份)。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契约并不依赖于直接拥有暴力工具，雇佣劳动名义上是自由的。因而，阶级关系是被直接内化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中的，而并非一种公开的、需要有暴力来直接支撑的关系。这一过程历史地与以国家之手对暴力工具的垄断性控制一同出现。暴力，正如其表现出来的那样，被“逐出”了劳动契约，并被集中到了国家权威之中。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促进现代性制度加速发展与扩张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之一，那么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族国家。不论国家的利益和资本主义的繁荣有时是多么地一致，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并不能由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来解释。后封建王国和公国松散分布的秩序和使欧洲区别于中央集权制农业帝国的原则，通过这些大量的突发性事件，民族国家体系便铸成了。现在正在向全世界扩张的现代性制度最初是一种西方特有的现象，并且受到上面提及的所有四个制度性维度的影响。民族国家在集中行政权力方面远比传统国家所能做到的更为有效，所以，即使相当小的民族国家，也都在动员社会和经济资源方面具有超过前现代体系的能力。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在它与工业主义交汇之后，在积累经济财富和增强军事力量方面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所有这些面的结合使西方的扩张看起来是不可抗拒的。
在所有这些制度性的维度后面，存在着前面所分析过的现代性动力论的三种来源：时一空伸延，脱域机制和反思特性。它们本身并不是制度类型，而是前面的段落里提及的历史性变革的有利条件。没有这些条件，现代性从传统秩序中分离开来的过程就不可能如此激进，如此迅速，并横跨如此广阔的世界舞台。它们既包含着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但同时也受到它们的制约。
现代性的全球化
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全球化的精确定义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更
好地概括这一现象?这里将较为详尽地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即便是今天，全球化过程的重要性，也几乎比不上社会学文献中对这一概念所展开的种种讨论。让我们从回忆前面提到的一些要
点开始。社会学家们对“社会”观念(在这里指一个以疆域为界的体系)的过度依赖，应该为这样一个起点所替代，它集中关注于分析时一空伸延的难题：社会生活是怎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时一空伸延的概念框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现场卷入(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的互动(在场和缺场的连接)之间的关联。在现代，时一空伸延的水平比任何一个前现代时期都要高得多，发生在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都相应地“延伸开来”。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就此而论，全球化本质上是指这个延伸过程。
因此，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有这种可能，即此地发生的桩桩事件却朝着引发它们的相距遥远的关系的相反方向发展。地域性变革与跨越时一空的社会联系的横向延伸一样，都恰好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今天无论是谁，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研究社区问题，他都会意识到，发生于本地社区里的某件事情，很可能会受到那些与此社区本身相距甚远的因素(如世界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影响。其结果并不必然是在相同方向上的一系列变迁，相反，甚至通常是彼此相反的趋向。通过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经济网络的作用，新加坡一个城市区域的日益繁荣可能与匹兹堡附近的一个社区的贫困相关，后者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
在能够提供出来的诸多例子中，另一个例子则是欧洲和其他地方兴起的地方民族主义。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发展，既有可能削弱与民族国家(或者是国家)相关的民族感情的某些方面，也有可能增强更为地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全球化进程加速进行的条件下，民族国家变得“对生活的大问题来说太小，对生活的小问题来说又太大”。与此同时，当社会关系横向延伸并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时，我们又看到地方自治与地区文化认同性的压力日益增强的势头。
现今全球所有危险中，核战争显然是潜在的最直接和最可怕的危险。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人们承认，即使是非常有限的核战争也会给气候和环境带来相当严重的影响。少量核弹头的爆炸都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种破坏还会威胁到所有高级动物物种的生存。据计算，“核冬”(nuclearwiter)的产生，仅需要五百至两千个核弹头，而这还不到所有核武器国家拥有核弹头总数的百分之十，甚至也低于五十年代拥有的核武器数目。④这种局面将完全证明后面这个断言的正确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再也没有什么“旁观者”，参战者和那些没有卷入战争的人都会深受其害。
……
展开
在本书中，我将按文化与认识论研究的笔调，对现代性作出一种制度性的分析。这么做与目前 的大多数讨论具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些讨论将这些侧重点倒置了。何为现代性，首先，我们不妨大致简要地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
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我们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前，社会科学必须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作出自己的回应，这个新时代本身正引导我们超越现代性。如今，术语令人目眩的多样性与这种时代转变有关，某些这类术语(如“信息社会”或“消费社会”)明显地与一种新的社会体系之出现相关联，但是大多数这类术语，诸如“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等等，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是表明了即将终结之前的事物所处的先前状态。有关这些现象的部分讨论主要集中在制度转(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上，特别是那些认为我们正在从建立在物质产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体系向主要地与信息相关的社会体系转变的讨论，更是如此。然而，一般地说，这些争论更关注的是哲学和认识论的问题。这也是利奥塔颇具特色的视角，是他首先使后现代性概念变得如此著名。正如他所指出，后现代性意在表明对以认识论为基础，以及由人类物质进步中的信念的一种背离。由于扬弃了“宏大叙事”(即借助于贯穿始终的“故事主线”，我们被置身在具有确定的过去和可预见的未来的历史之中)，后现代性的条件才得以确立下来。后代视角看到了对知识的异质要求之多样性，这样一来，科学不再享有特权地位了。 对利奥塔表述的这种观点的一种典型的回应是试图表明，一种首尾一致的认识论是可能存在的，并且，人们能够获得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普遍性知识。但是，本书将采取的是另一种路径。我将说明，我们对于自身的迷惘(即认为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性知识是不可能获取的)，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感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大量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的事件纠缠着，这些事件基本上都还处在我们的控制之外。为了分析这种状况是怎样形成的，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术语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而到目前为止，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原因，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在现代性背后，我以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这就是“后现代”(pst—modem)，但它与目前许多人所说的“后现代性”(pst—modernity)大相径庭。
我要提出的论点具有自己的出发点，我在其他地方将其称之为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的”(discontinuist)解释。我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我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的种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
对某些在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立足点，比如与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原则，我也将作扼要的批判性探讨。在它们的文化和认识论取向前提下，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讨论，
基本上没有正视存在于已确立的社会学立场中的诸多缺陷。然而，诚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关系制度性分析的解释却必须去正视它们。
以上述这些观察作为起点，在本书的大多数篇幅中，我将对现代性以及可能会出现在本时代彼岸的后现代秩序的性质，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