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历史家之工作，因其所获得之史料，彼此有所背驰出入，遂不得不令彼辈加以审虑。在此等状况中，乃不免于致疑矣。经审察考验之后，乃承认有错误及虚伪之存在。于此则从事反面鉴定，对于屏除一切显然错误或虚伪之纪载，实觉其为实际上一必要之举。然人类信赖之本能，极难消灭，故不愿彼一切专业家，适用外形鉴定中制作原始鉴定之同样怀疑方法，以施之于内容鉴定之一切纪载。凡历史家与善用历史方法之学理家，其所为工作，在将一切普通意念，通常型式，与史原鉴定之精确方术相参用，藉以获得圆满结果。彼辈盖乐于审验，凡史料著作家是否大概与其所述事件同时期，彼是否为一目睹之证人，彼是否忠实不欺而探讨得法，彼是否深晓此真实，而颇愿说明之。更减缩此全问题为一简单之型式，即彼是否为一忠实可信者。
此等粗浅之鉴定，以视全无鉴定者当较优，且对于彼辈以确实超卓之精神而施鉴定者，亦尽可足用。但此事在普通轻信与科学方法之二者间，亦仅达半途，盖此事本如其他各种科学然，其出发点，必为有方法之怀疑也。凡对于一切未经证明者，皆必须暂时视为可疑。欲承认一种例证，必须以精确可信之理论证得。故应用于史料纪载者，正当之致疑，乃竟成为正当之不加信任。
历史家当先天的对于一史料著作家之每一项纪载，当未能决其必无虚伪或错误时，皆不信任之。最好彼辈取一放胆擅疑之态度，盖历史家采取一种纪载，在彼自身必认为此纪载具有科学的真实。若能决定于此，则凡纪载之未经优良理论所承认者，彼皆无权采用，然人类本性，每于不自觉间而为冒昧决定。（参观中篇第一章）欲反抗此危险之倾向，则鉴定之事，乃为唯一仅有之防御法。吾人不应迟缓迁延，直至史料之各种纪载既相冲突，而后迫吾人以怀疑，吾人当于开始时即怀疑之。吾人决不当忘却，在史料著作之纪载与科学所承认之真实二者间，本有分离之间隙，故吾人采用一种纪载时，当怀有一种责任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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