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布罗代尔是一个转折点吗？
史蒂文·开普兰 赵燕灵译
20世纪60年代，布罗代尔思想并未在美国蔚然成风；不是长时段的60年代，只是编年意义上的十年，不论是在严谨的历史编纂学界，还是在广泛的知识界。50年代初的《地中海》和70年代初第二版的接受过程是复杂的，最初布罗代尔几乎得不到任何学术出版社的支持。美国对他的评价众所周知。对于这种热潮，梅尔文·奈特（Melvin Knight）在《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上肯定了这部历史地理著作的全面贡献，但又批评这部著作可能被席米安德货币主义（Simiand monetarism）损害，对它即将对历史学家们产生的地震性影响则毫无预见（Knight，1950：211—216）。不到一年，在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耀眼的美国移民生涯伊始，他也在同一家刊物上著文，将这部漫无边际的大部头著作责备得体无完肤，指责它没有达到“由提出合适的历史问题所能产生的各部分的整合”。贝林意识到《地中海》热潮笼罩法国，他谴责了吕西安·费弗尔和他的同仁们，因为他们没有仔细审阅这部著作，在这位诗人应得的赞美和这位学者应得的责备之间，他们难以作区分（Bailyn，1951：277—282）。 布罗代尔爆冷门，美国历史学领袖之一——早期近代欧洲史专家加莱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觉得挺高兴，但也并非全无微词。虽然他承认该书是“巨大的”、“厚重的”、“感人的”以及“深刻刺激性的”，但仍认为该书在概念和技巧之间并不平衡。马丁利对布罗代尔对“传统史学”的描述以及布氏对“新（‘势不可挡的法国的’史学”的赞美略微有点恼怒，他发现第三部分（最明显地接近传统的，但对他而言也许仍是最重要的）乃是“令人失望的”和“马马虎虎的”。此外，布罗代尔让法国人直面他首选的地域，该意向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布罗代尔通过夸张那被推断描绘和强制延伸出来的“潮湿的撒哈拉荒野”，“轻视了”这个“大海本身”。作为费弗尔的门徒，布罗代尔对航运和航海都有更好的理解，他本来人被迫“修正（他的）许多结论”（Mattingly，1950：351—359）。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们对布罗代尔的杰作回应极少。和他的同事贝林一样，哈佛大学的知识史专家斯图尔特·休斯（H.Stuart Hughes）重申了这种否定。他认为该书不值得列入布洛赫—费弗尔计划（Bloch-Febvre project），断然拒绝接受它；这本书因为“枝蔓横生没有主干”，缺乏“清晰可辨的核心线索”，是难以理解的，并且对欧洲史研究没有重大的影响（Hughes，1968：58）。
直到1972年《地中海》的英文译本出版，布罗代尔才在美国找到一雪前耻的机会：标志是《近代史杂志》刊载了一篇字里行间都是溢美之词的文章，《纽约时报书评》也有一篇极狂热的赞美之辞（1975年5月18日，2-3）②。显然，即使行家如云．从外国引进的作品也只有等到有译本出现，才会在美国产生影响。我不相信，20世纪60年代不为人知的布罗代尔，《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出版所受到的瞩目可以显示他姗姗来迟的影响——那是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在英译本出版之前．“布罗代尔在美国”(Braudel-jjl-America)还纯粹处于准备阶段。
20世纪60年代布罗代尔在美国舞台上的缺席——在最严格和最乐观的阅读中的缺席——还有其他种种迹象。《物质文明》(Civilisaiion materielle)一出版就被热情接受．虽然这种接受是有严格限制的。《美国历史评论》在谈到这部著作时为它大胆的范围和丰富的细节喝彩，但也略有点乖戾地认为“当然，在本质上，这幅图景并不新鲜”( Rowen，1968：767)。相形之下．特拉扬·斯多亚诺维奇(Trajan Stoianovich)要大度得多，他在《近代史杂志》上细列出所有新的或者新阐释的主题，得出结论认为《物质文明》“继续了一场将结构主义作为历史学分析方法的彻底的辩护”，估计那时他的绝大多数读者们并不能理解这种列表（Stoianovich,1966:50-51）。经过广泛的考察之后，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nvin）做了定期计划，使美国学者们对近期法国的研究成果有同步的了解，他呼吁《年鉴》将“长时段的波动，人口统计学趋势和物质生活状况的变化”提上议程，但并未提及布罗代尔的名字。稍后，他引用了这本“1949年出现的一本重要的书”，在这篇令人难以置信的论文摘要中，他把它描述成“研究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并试图“促进现代经济的计量史学”（原文如此）的作品。事实上，在这篇论文中，欧内斯特·拉布鲁斯( Emest Labrousse)作为从法国出现的新史学的主动力．要比布罗代尔显得更为突出．稍后我将再谈此文( Renouvin，196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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