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 崔瑗关键词 京房易学故事来自 《后汉书》
崔瑗是汉代的书法大家，其书不仅于当世影响甚大，对后来也影响颇深。他的书法师承杜度，书法史上并称“崔杜”。被人誉为“草圣”的张芝，其草书就是师法崔瑗、杜度的，但张芝仍认为自己“上比崔杜不足”。后人对崔瑗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都曾予以高度评价。晋卫恒《四体书势》认为“崔氏甚得笔势”；南梁袁昂《古今书评》说“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唐张怀j藿把崔瑗的章草列为神品，评为第一；唐李嗣真认为崔瑗小篆“点画皆如铁石”。从后人的评论来看，崔瑗的书法在风格上倾向于险劲一路，颇具任侠之风，与汉代建功立业、豪武英发的气魄十分一致。
时代精神在书法史上的体现，是草书的成熟及其艺术地位的确立。书法挣脱文字符号记录语言的功利桎梏与“实用美术”的樊笼，成为相对自由的“美的艺术”，是与草书这种书体的出现紧密相联的。因此对草书艺术价值的认识，便成为书法理论起始阶段“中心的一环”。由此而展开的不同意见的论争，自此以后，历代相沿，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书法理论家都要论及这一问题。《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说：“汉兴而有草书。”他所说的草书，精确地说指的是章草。章草乃是由汉代的“标准字体”--汉隶发展而来，据说《急就章》的作者史游是其首创者，“章草”一名亦由此而得。崔瑗认为章草的产生是由于政事繁杂，要求书写的简便快速，这一见解与 “实用先于审美”的艺术发展观点暗合。崔瑗作为个书法艺术的实践者，不仅认识到书法的合符规律的发展，更为可贵的是他对这种发展变化的肯定和非同一股的美学识见。艺术品受“人工性”这一必要条件以及“授予艺术品地位”这一充分条件的封闭限制，根据这一观点，崔瑗成了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把书法推荐为欣赏品的人，也就是第一个授予文字书写以艺术品地位的人。
《后汉书》记载，崔瑗年十八游学京师，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诸儒宗之。崔瑗还与马融、张衡特相友善，可以推知，他们之间思想上的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同时，他们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之源的深重影响。《周易》中具有朴素唯物论倾向的阴阳五行学说，在东汉一度为谶纬神学所吞没，而《周易》的象征思维模式，在汉代亦被滥用和强化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到京房易学，从《黄帝内经》、《淮南子》到《史记》，无不言阴阳灾异，无不承袭着《周易》的象征思维模式。
崔瑗游学京师之时，京房易学仍然盛行，是当时讲阴阳灾异的主导模式，年方十八的崔瑗也因为熟谙这种学说或技巧，致使“诸儒宗之”。《汉书·京房传》日：“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侯，各有占验。”可谓抓住了京房易学的要点。与董仲舒相比，京房更进一步发挥了（（周易））思维模式的特点，京房不像董仲舒一样采历史比附，而直接从《易））象的象征出发，以象类相比附，因而京房的灾异模式比董仲舒的灾异模式灵活度、自由度更高，几乎到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一切自然历史现象进行比附的程度。可以说，这种以歪曲的形态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做法，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但却具有了依据一定规则所进行的“游戏”的意义。京房易学的“思维倾向”，无疑对青年崔瑗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影响即使在远离谶纬和阴阳灾异的崔瑗的书法美学思想中也体现了出来。
经过了卫恒转述而流传至今的崔瑗的《草书势》，同样具有经验、直观、类比的思维特征。《草书势》中若干重要的书法美学命题，都是经验直观的把握，并通过类比的文学修辞手法提出来的，没有论证的过程。《草书势》具有艺术想象驰骋的广阔空间，而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推理，其文字的精炼和富于音乐性的韵律美，使整篇文章在编码形式上更倾向于诗学编码而不是逻辑编码。这些特征，不仅仅为《草书势》所具有，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典美学乃至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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