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秩序与抒情：由人复天
在古代中国，社会需要一种以统治意志为核心的秩序，书法作为文字使用的具体形式，同样需要秩序，二者目的均在于稳定。秩序需要权威与合理的对应物，于是初民想到昼夜寒暑、
日月风雨等自然规律，从而使人世间的一切，都成为宇宙秩序的表征，并取得永恒的意义。秩序也需要理论的支撑，于是有“天人合一”，有“三纲”、“五常”，有礼乐文化和儒家思想。文字作为记录语言、传播思想文化的工具，其书写必然要体现秩序及其文化精神，这就是《书概》所谓的“由人复天”。复，返回、归依，谓书法最终要返回到天地宇宙的秩序当中，与“立天定人”分别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理论层面。《书概》复言：“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所言“观物”，出于“立天定人”的理论认知，意在格物致知，以自然为书法之本；“类情”，以人心比类物情，而同系于书法，王僧虔《书赋》所言之“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者即此。“观我”指技进乎道，以通神明之德，即“由人复天”的具体落实。也就是说，“由人复天”是一种有着政治、伦理秩序与教化功能的艺术思想，是完全主观的、规拟自然的理沦系统。《礼记·乐记》云：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以音乐应和天地，犹《书谱》确认书法“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之义。乐谓抒情，美在和谐调畅，过则侈靡淫乱；礼谓秩序，法效天地所得。项穆《书法雅言．书统》云：
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
又，项穆《书法雅言。中和》论书法中和之美云：
如礼节乐和，本然之体也。
朱长文《续书断》云：
书之为教，古者以参礼乐。
又，《礼记．乐汜》云：
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张怀瓏《文字论》云：
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
《荀子。乐论》云：
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
张怀罐《书断序》云：
书之为征，期合乎道。
由此可见，礼乐文化精神以其强烈的社会功利性，成为古代艺术思想的总纲，具体到书法审美和理论上面，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秩序转化
前文讲过，礼乐文化所代表的宇宙观和秩序感，来自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古代社会以农为本，早在《尚书·舜典》中，就明确提出“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以及一年四季的天文历法、物候、顺时安排生产生活。这种“观象授时”，就是靠天吃饭，由自然规律决定人事。《夏小正》、《诗经。七月》也都有详尽的记叙。存在决定意识，也能决定文化的式样和精神。在人与天之间，要借助原始宗教的思想和仪式活动来沟通，帝王作为吴天之子，代天行事，而以秩序来象征自然规律，明确其所以然。在人与人之间，要借助伦理来稳定上下尊卑等各种关系，表现则为纲常。究其实质，宗教和伦理都是政治，名日礼乐。古礼有二：一为礼仪，即“六艺”之首的礼；一为礼制，是以礼为内容的政治。礼之大者在于祭祀，祭祀是国家的政治大事，祭祀权亦即政权，如天子祭天，诸侯祭畿内山川，等而下之。祭天要配祭先王，乐以享之，即以诗、歌、乐、舞四位一体的文艺形式来颂美神明。”’礼所谓“天地之序”、乐所谓“天地之和”，皆由此生出。其关系可如下图示：社会如此，文化如此，书法艺术也必然要循其路而行。
上古“学在官府”，《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3)以王者之风，化及天下，周天子作器题铭，即天下的楷模。大篆书体的图案化特征与“篆引”秩序，成为各诸侯国作器题铭的典范，再由秦国秉承《史籀篇》字书，传承至秦统一，并借以改定规范新体小篆，使“篆引”秩序尤甚于前。但是，隶变打乱了既有的秩序，(4)隶、草二体的迅猛发展使文字形体结构和书写方法失去约束，迫使汉代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导引、规范其发展，从“善史书”活动中选拔优秀者入仕，(5)即其中之一。这些优秀者的选拔，明确地体现了官方意志和社会功利性，是书法史上代表新秩序的楷模雏形。楷模群体的出现，目的本在于正字正体，后来却成为名家楷模社会化、引发书法艺术全面自觉的先导。
按照张怀璀《文字论》的观点，“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所谓“能者”，即名家楷模，“翰墨之道”犹今言书法艺术。能者何人？《书断》述云“自陈遵、刘穆之起滥觞于前，曹喜、杜度激洪波于后，群能间出，角立挺拔”，时间在西汉末、东汉初，正是名家书法作为社会化的楷模伊始。其后名家辈出，楷模更迭，最终定王羲之于一尊，新体秩序复归一统。由此可见，汉晋书体不断演进，却没有再出现西汉早、中期的混乱状态，名家楷模起到至关重要的稳定秩序的作用。也可以说，楷模因秩序的需要而生，秩序的价值因楷模而显，关注楷模，就能把握书法史和书法理论的基本脉络。以王羲之为例。
1．作品系列
在书法史上，名家作品论摹刻之众、传播之久、影响之大、研究之多，王书堪称第一。仅《兰亭序》一帖，即可称最。至于据一“永”字总括楷体八法，由一“之”字的不同写法，启发后世多少代、多少人去留心同字意别的变化，也是绝无仅有的。
2．技术系列
技术包括用笔、结体、章法，自楷模总结而出，转而成为法度、书理，是人们最早、最普遍关心的问题。南朝书论评说二王，比较钟、张、王三家，均着眼于此。唐太宗尊王，所作《王羲之传论》仅取“点曳之工，裁成之妙”为说；李嗣真《书后品》置评，也不过以“万字不同”、“终无败累”为之肯定。张怀瑾在《书断》中的评论尤具代表性：“至研精体势，则无
所不工，亦犹‘钟鼓云乎’，《雅》《颂》所得。观夫开襟应务，若养由之术，百发百中，飞名盖世，独映将来，其后风靡云从，世所不易，可谓冥通合圣者也。”唐以后书法史果如张氏预言。赵孟颊《兰亭十三跋》所谓“用笔千古不易”，属意并同。如检索宋元明清笔记、题跋，则此类正多，不烦枚举。他如晋以降笔法传承，大都宗王；伪托的诸篇书论，也多以此立论，后世剿袭、发挥其文义者亦然。此外，楷模之佚闻，如入木三分、爱鹅的故事，也能启人心智，转化为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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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切身体会，书法研究必须以史为基础，先要求真求实，而后再谈其他，就会言之有物，能取信于人。否则，即使每天都能产生新思想，充其量不过是个人的想像和体会而已，与学术了不相干。道理很简单，学术是讲求规范的，规范是衡量学术水平、真伪和价值的一种标准，它不允许胡来，不是谁敢说谁就有理。不过，这只是笨人自讨苦吃的发明，聪明人是不会找一个紧箍咒来束缚自己的。
话说回来，搞个案研究，只要考证严谨，分析到位，即可求真求实。要对几千年的书法史做好宏观把握，就得学会抽绎概括，弄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它们的存在形式及其历史意义，
不能面面俱到，也不能空泛。所以，如何写作这篇《总论》，还是费了不少斟酌。
当时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即力争理清古人是怎样看待书法的，这要靠熟悉三千多年的各种书法现象和近两千年的书法论著，要能进入其中，寻找具有普遍意义、能客观地反映书法史及其艺术规律的东西。之后，表明我们的立场，对历史做出客观的评说，达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目的。本书名曰《书法史鉴》、副标题为“古人眼中的书法和我们的认识”，就是当时写作思想的真实反映。
刘熙载《艺概》认为，论说欲详，而详无止境，不如概言其大意，也许在显缺中已经包含了另一种真实的完备。我很欣赏他的见解，并用以指导《总论》的写作，遗憾的是，定稿大约六万，比原计划字数已经超出，但还是觉得意犹未尽。所幸上海书画出版社提供此次单独成书的机会，遂再事增改，以竟其功。这里，刘熙载的境界远未达到，但能保全史鉴之初衷，也算得上差强人意了。
对书法史的概括，不能写成一篇书法简史，否则会失去史鉴的意义。所以，我增加了“书法传统”和“书法理论的基本结构”这两个视角。本人对书法艺术传统的思考和研究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多年，在反复修正的过程中，思路逐渐地明晰起来。传统可以用来解释书法史，而其本身并不是书法史——它既存在于书法史中，又能脱出、升华到更高的理论层面；它既有可视可知、能够具体把握的内容，又有纯粹形而上的、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说，书法传统是一个学术性极强、而又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前三节内容与《总论》大体相同，只是更为详细一些，第四节是拟作的《再论书法艺术传统》一文的浓缩，为《总论》所无。
关于“古代书法理论的基本结构及其文化艺术精神”一章，是有感于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的松散与疏误而作。在我的设想中，要把它写成一个能概括古代书法理论之完整的历史框架结构，用古人自己的见解，从不同侧面来说明书法问题，并使之与传统一道，为中国书法确立坐标。我兼事书法史与书法理论研究多年，深知古代书论内容的复杂与广博，如何
提纲挈领，以缺概全，始终在思考求证。再则，理论易虚，写作务使其落到实处，又涉及到具体的学术方法。我觉得，这部分内容不应限于理论本身，还必须做到准确地反映书法史，能够还原到理论产生、流行的书法背景当中，确立其社会的和文化的价值。也就是说，理论内容必须满足书法史的写作需求，同时还要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与单独进行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差别所在。
我对书法史的概说，主要是以传统为活的灵魂，抓主要问题及其连续性的历史线索，兼及横向之重要的时代风尚，并没有顺序地按朝代划分写作。事实上，很多书法现象都在跨越朝代，呈先后交错发展、变迁的状态，一个朝代所见，往往只是他们的一个局部，概说必须摆脱断代分卷、划分章节的制约。所以，本书关于书法史的概说，是以史为主，以时为辅，与通常所见的书法史著述有很大的不同。此番改写，很多地方都较《总论》为详，并有若干新的内容增入，如“制作工艺与普遍存在的‘刻风’问题”等。
近年来，有些朋友把我的书法研究定义为“考据派”，使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说老实话，我非常敬仰清代以来的国学大师，他们均以考据立身立言，所以不朽。若能附其骥尾，真让人喜出望外，何况是来自别人的评价呢。其实，我不过是脸皮薄、胆小，怕出错而贻笑大方罢了。至于考据之外，我的史论、传统书法批评和理论研究何以也成为考据派，实在是搞不清楚。不管怎样，我的研究既已被归入学术，也就知足了。
癸未惊蛰附记于丰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