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袁世海、杜近芳、李金鸿(李已由武旦改演小生)为主要演员的中国京剧院一团，目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作旅行演出。此行带去了三个新角，一是冯志孝，马连良的得意门生；一是钱浩梁，被公认是新生一代中的武生佳才，靠把功夫极深，《伐子都》一剧誉满京华；另一是吴钰璋，袁派花脸。这三人都是从戏校毕业不久，出台后崭露头角。这是一团的新血液，也是生力军。
京剧院四团的前身是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因为它拍摄过电影《杨门女将》，引起观众注意。四团的杨秋玲、王晶华、李嘉林、毕英琦等都已成了全国和海外观众所熟知的人物了。其实四团里应行青衣花旦的就有五人，学程十分成功的张曼玲和荀派花旦刘长瑜尤其出色。孙岳学余、李长春学裘、萧润增学麒和潇洒英俊的小生、现在经常和杨秋玲配戏的夏永泉，不但观众有好评，内行也个个赞许。
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一方面支援京剧院成立四团，有十六名“新秀”离开了他们；一方面又因为每年都有成批的毕业生，其中不乏佳才，陆续为实验京剧团增强阵容，所以目前他们还是人才济济，叫座力不弱。他们的当家青衣是沙淑英和刘秀荣，沙是梅派，张君秋的徒弟，刘有许多戏得尚小云亲授，都是名师的高徒。老生朱秉谦、王荣增，老旦王梦云，武生李光，花脸许德福、袁国林，武丑刘习中，尤其像刀马旦谢锐青；早在多年以前就享有国际声誉；这些演员，没有一个不是像熠熠之星，有逼人的光芒。
由马连良在那里当校长的北京市戏曲学校，也有一个实验京剧团“挑班”演出。老生张学津和李崇善在马连良亲授的全本《群英会》中，分饰鲁肃、孔明二角，张学津又常《清官册》和《审头刺汤》二剧，不但有唱，还有极见功力的大段念白。李崇善常演谭富英亲授的全本《空城计》，现在，张学津、李崇善和四团的孙岳、一团的冯志孝、中国戏校实验京剧团的朱秉谦被认作是属望最高的我国京剧老生行传统的“继承者”，这点在观众的心眼里也早已没有疑问了。该团有青衣李雅兰，花旦岳惠玲，刀马旦李翔，小生林懋荣，老旦王晓临，花脸孟永安、孟俊泉、贾士铭，俱是上驷之材。
上面举了一连串陌生的名字。的确，这些年轻人的名字还不是人人知道。可是，我们认为大大高兴的，就是这些不断涌现出来的陌生名字。陌生的名字越多，越能够说明今天我国京剧艺术的兴旺。何况，对北京来说，他们的每一台戏都能号召大量的观众所谓陌生，这个阶段也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吃北京的烤鸭?回国观光的侨胞和外国贵宾们，一到北京，总是首先要尝尝北京烤鸭的味道。这首先因为北京鸭特别肥嫩，不是其他鸭种可比；再加上传统的“炉烤”手艺，像北京全聚德的老师傅们都是精湛非凡，使发脆的鸭皮、肥嫩的鸭肉和清香的鸭骨头，三者都成异味，这就成了颇有特色的中国名菜。
北京鸭是一种生长快、成熟早的水禽。小鸭子初生体重只一两重，都是黄色的，十天后变白色，经过饲养、填喂，一般到八十天就可以出售了。如果能长到六个月，体重可达六七斤。它在体重三斤以上的所谓“中雏期”，发育最快。北京的养鸭专家大多在中雏期采取填喂法，就是用富于营养的“剂子”(约长五六厘米、粗一厘米半)往鸭子食道里填塞，连填半个月，鸭子便迅速地肥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肥鸭，即使“炉烤”的本领了不起，也是无济于事的；反过来，好品种的鸭子没有高明的“炉烤”技术，也同样达不到高水平。据说，有的外国人吃中国烤鸭是作为冷菜的，这当然失去了“炉烤”的作用和特色了。“炉烤”可以使鸭皮发脆，但是发脆只保持在下炉以后的极短时间以内，所以烤鸭都是现烤现吃。老师傅从鸭身上第一道用刀批下来的就是发脆的鸭皮，这是吃“烤鸭”的不二法门，离开这个，那就何必一定要吃北京的烤鸭呢!
北京以烤鸭出名的全聚德，目前有一个总店和两个分店同时在营业，又接受顾客电话订鸭并送鸭上门。有人要问：既然吃“烤鸭”要吃它在高热情况下发脆的鸭皮，“送鸭上门”不是将变为和某些外国人相同的吃冷菜了吗?就是这个缘故，全聚德设计了一个保暖的铝皮箱子，鸭子下炉以后立即装入保暖箱，由擅长用刀批肉的老师傅亲自随去，到了顾客家里打开保暖箱来，这鸭子的高热程度和下炉时所差无几，鸭皮发脆可保无虞。
全聚德送鸭上门，现在已成为这一家老店颇为兴旺的外卖生意了。
我住的胡同里，有好几家是三轮车工人，因离得近，早晚见面，都已认识，碰到了总是点头招呼。有一位五十来岁我们都叫他“老白”的，是个好棋手，胡同内有名，我因和他下过几次棋，更似乎熟一些。一天，他坐在自己车上，把腿跷得老高的，正在看报。我经过那里，他忽然将我叫住，说了声：“您瞧!”我还以为他叫我一起看报，其实不然，他要我“瞧”的是他今天脚上穿了一双“塑料凉鞋”。
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吗?应该说是的。
北京的塑料制品，以今年为最多。王府井百货大楼把出售的塑料制品汇集在一起，在二楼开了个塑料制品展览会，真叫人看了眼花缭乱。这些塑料制品的销路奇畅，因为销路好，制品的“出厂成本”大大降低，成本直接关系到售价，今年市上的塑料制品，因之已三次降价。据北京商业部门透露的数字，今年一个夏季，塑料凉鞋共售出了八十万双。这可以说明大众购买力的情况，但有更值得注意的是售价大众化问题。
显然，售价大众化才使得有八十万个主顾，其中包括老白这样一个三轮车工人也穿上了在他一直认为是“稀罕之物”的塑料凉鞋了。
我对此深有感触，却是老白的一席话引起的。他对我说：
“这种向来归老爷们穿着的东西，想不到有一天也到了我老白的脚上来了。”
他又说：
“从前老听人说，一件外国货玻璃雨衣要卖十担白面；昨天我去商场瞧了瞧，啐!四块钱就行了。没有问题，我老白早晚要把它穿上!”
我本来对于北京一个夏天畅销八十万双凉鞋的事情有些奇怪，如今从老白那里得到了答案。如果老白和老白的同行以及跟老白同样在旧社会吃苦受难的人今后都穿上塑料凉鞋的话，那么下一个夏季塑料凉鞋的销路，就远远不是八十万双的数字了。
老白脚上的一双塑料凉鞋，确能引导我们去思索一大堆问题，并因之在我们面前展现一幅幅未来的图景，这怎么能叫人不为之兴奋呢!
话剧是一个外来的戏剧形式，在我国比起其他剧种来还是比较年轻的。不过，话剧在中国有一个特点，它在任何时期，都保持着一种战斗姿态，即使在春柳社初期也是这样(当新剧沦为庸俗的文明戏以后便谈不上了)；后来的南国社、艺术剧社举起进步的旗帜就更突出了。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一些话剧团体，始终是进步文化人用话剧演出作为武器，宣传爱国抗日和坚决跟反动势力斗争的；当然更不用说在延安的许多话剧活动了。
话剧运动的几十年，是轰轰烈烈的，曾经有一个较长的时期，它的中心活动在上海。现在，我们回忆一下，话剧在最旺盛的时期，上演话剧的场子，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或两个。记得那时上海的“辣斐”和“卡尔登”两个戏剧院有过几年算是话剧的演出基地，另外有少数几个戏院，只能偶尔租用几天而已。这个情况是全盛时代的情况，有时候被反动势力压迫得厉害，还有过十分沉寂的日子。
因之，我们想拿今天北京的话剧上演情况介绍一下，看看这个剧种在解放后的土壤里的那种生气勃勃的“长势”。随便举十一月一日作一个实例。
十一月一日有七个话剧团体同时上演陈耘编剧的一个四幕话剧《年青的一代》。这七个话剧团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战友文工团话剧团、海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中国煤矿文工团话剧团。几个话剧团同时上演一个优秀的剧本，在北京是常有的事。这里要附带告诉读者的是这七个剧场在广告上一律写了“全满”两字，这意思是说，在规定演、出的时期内，所有戏票都已售出了。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盛况!
此外，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那天正在上演河南方言话剧《李双双》和历史剧《文成公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喜剧《李国瑞》，中国实验话剧院上演老剧作家阳翰笙的新作《三人行》，中央广播电视剧团上演以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剧本《汾水长流》。
同一天内，竟有十二个场子演出话剧。
和过去一样，话剧的战斗姿态十分昂扬。《年青的一代》、《三人行》、《李国瑞》是写青年、老一辈知识分子和部队战士的思想改造的；《文成公主》是田汉所写富有民族历史意义的古装剧；《李双双》和《汾水长流》是以农村阶级斗争为题材的。过去话剧是以年轻人作为主要观众对象，现在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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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事记”是我和老友龚之方合作，在香港《文汇报》上连载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初，我刚从“北大荒”回来，虽然摘了右派帽子，但仍无工作，整天呆在家里很烦闷，经济上也很拮据。那时，之方是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邀我和他合作写“北京小事记”。当时在国内还不允许我发表作品，有此机会，我高兴地答应了。每幅画虽只给三元稿费，但对我这样一个“摘帽右派”来说，也像是天上掉了馅饼。这样，我们合作了一两年之久，画了几百幅插图。
之后，我又被分配去各地干校劳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才被允许再度发表漫画；对这批画，我早巳忘得一千二净了。
不久前，李辉同志来家闲聊，提起我60年代曾画过一批反映北京小事的画，他认为应该拿出来出版。这批画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免不了有回避缺点之嫌，但毕竟还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我就同意了。
龚之方是个老报人，终身从事报业工作，很有才干，办过杂志、报纸，写过无数文章，而自己却从未出版过一本书。所以，今天能出版这本书，虽然他在几年前于90多岁高龄去世，看不见了，但也总算是个安慰，我也算为朋友做了件好事。
这里，我要感谢李辉同志，没有他的积极建议和推动，就不会有这本书。我也要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更要感谢责任编辑张采鑫，他为此书投入了大量的烦琐的劳动，很是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