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以其挺而直上，虚而有节，历四季之变而不失其常，不开花，不结果……植物中有竹，乃不啻中国人之至亲密友。画中有竹，尤所常见，乃有专以画竹名者。”（1）
——钱穆
写意花鸟画是中国画体系里的一个重要科目，梅、兰、竹、菊“四君子”则是在元以后涌现的文人画派中富有典型性的绘画题材。而构成此种画材在艺术长河中风行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梅、兰、竹、菊所具有的顶风傲雪、孤高自拔的精神征象，恰恰与儒家经典中业已规范了的人性品格如出一辙。于是士大夫画家纷纷借此以言情志，散怀抱，也正是在这种托物言志的过程中间，画家的品操不断得到感化和净化了。同时，作为读者或此类作品的收藏者，在耳濡目染之际，其人格也缘画而升华——“予旧藏东坡枯木丛竹一小卷，每闲暇，于明窗净几间，时复展玩，不觉尘虑顿消，颇得佳趣耳。”（2）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讲，曾经作为历史上文人写意画之经典题材的梅、兰、竹、菊，在21世纪的今天，毋庸置疑，当依旧具有其存在的特殊价值及生命延续的意义。
“四君子”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花鸟画中大致为宋代。其君子的名称则始于封建礼教达到鼎盛时期的明朝。
而“四君子”之中，又以竹为先，竹在中国画坛上的粉墨登场，悠悠几千年。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以竹为题材的作品当是汉石刻双叶碑。至于唐，据宋黄山谷称，“画圣”吴道子（约685-758）画竹，不施丹青，已极形似。后有活动于德宗（779—805）时期的协律郎萧悦，画竹推为专美，沾溉士林，一时往而求之者络绎不绝，“萧亦甚至秘重，有终岁求其一竿一枝而不得者。”（3）诗人白居易在得到萧悦所赠的《十五竿竹图》后，尝乘兴作《画竹歌》答谢，开篇即称：“植物之中竹难写，古今虽画无似者；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4）其推许如此。从白氏的诗篇中，我们可以想见，至少在唐朝，属意于竹的画家为数已众，只是岁月沧桑，许多必定动人的妙迹早就和光同尘，令今人无福一睹“君子”的风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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