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有画学史。绘画史的著述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来，各代都有撰述，但书画之外的建筑、雕塑以及工艺图案这些被划归于工巧末技的美术品，则不在文人记述的范围内，故在中国古代只有书画史的传统，而没有美术史学的面貌。这个学科虽经近代西学传入的影响，更新了国人对美术品的认识，但中国的美术史学科该有怎样的面貌，前无先例，这条路是靠老一辈学者披荆斩棘走出来的。美术史系建系40年出版的教师论文集，取书名为《筚路蓝缕四十年》，正是中国美术史学历程的真实写照。这其中投注心力最多的是金维诺教授。他对学科建设的贡献，突出地表现为学科研究方法的探讨和学科整体格局的筹划。
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熟，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它所使用的方法能否有效地描述它的研究对象，揭示其中的规律，并最终形成学术特色。中国绘画史已有的传统方法主要是由画学史和鉴藏史建构起来的，对文献和传世作品的真实性依赖较大，虽有自成体系的一套办法，但因受研究者的学识和判断力等个人化因素的影响，与现代学科的规范要求尚有距离。更何况对书画以外的的美术品，原就没有现成的办法。中国现代的美术史学起步较晚，建国之前郑昶、潘天寿、傅抱石等人参考西学编写的绘画史，虽有些新意。滕固引进欧洲美术考古方法做的部分遗迹的调查，尽管也有所起色，但仍然不足以呈现美术史学这个领域的面貌。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其实是摆在美术史家面前的重大课题。自从50年代金维诺参与筹建美术史系，60年代任美术史系副主任，领导全面的教学工作开始，他就一直在作美术史学方法与学科特色的探索思考，在个人的学术研究和专业教学中加以尝试。例如60年代在龙门、麦积山石窟的教学实习，70年代末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的临摹考察，都在贯彻他后来总结的办学思路，具体的方法可归纳为‘‘四个结合”，即文献与作品的结合；出土品与传世品的结合；古代与现代的结合；理论与创作的结合。这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框架，充分吸收了中国画学传统史论兼容的特点，又避免了传统绘画史失于狭隘的门户之见，同时又密切地联系了美术创作的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个有美术学院背景，理论与艺术实践互补的美术史论学科。围绕这个学科形成的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美术理论三大主干课程体系，不仅提供了美术史系今后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且成为80年代以后全国各美术院校新建史论专业课程的主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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